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经济研究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来源上具有“内生性”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在来源上具有“外生性”的、由政府教育、灌输的文化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并逐渐开始成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因素。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中,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人们的“信念体系”与“价值观念”对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每一个活动主体也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制约和影响,意识形态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心智构念”而影响其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它与社会成员形成交互的影响关系,并在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中影响经济绩效。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作为研究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理论集大成者的诺思,通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和认知科学来界定和分析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意识形态(或认知)与制度变迁的紧密关系及其作用于经济绩效的具体机制。使我们认识到处于非正式制度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正式制度选择的影响。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私有制、土地完全集体所有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多样化的土地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历程。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决定了不同制度安排的绩效。在整个变迁过程中也体现了诺思的论断：意识形态与制度共同决定经济绩效。本文从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首先探讨了建国以来具有文化遗传性的“内生性”意识形态以及不同时期的“外生性”意识形态,其次研究了意识形态与中国农村土地正式制度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及其绩效,最后是结论与启示。本文研究的具有文化遗传性的“内生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家庭意识和均平思想；“外生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主要是在上述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制。论文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设置如下：第一章序言,主要阐述文章写作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分析方法、篇章结构和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阐述意识形态、制度变迁与绩效的关系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意识形态。“内生性”意识形态主要讨论了家庭意识和均平思想,“外生性”意识形态主要讨论了“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农村土地私有制与绩效。主要探讨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所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及其绩效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绩效。第六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绩效。第七章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第八章关于意识形态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结论与启示,包括：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基于意识形态变迁的制度选择,主要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正式制度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意识形态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的关系中验证了诺思的论断：意识形态与制度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对我国经济的启示：首先,“外生性”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其次,在重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最后总结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