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关于摄食障碍的描述，那时候的人们受到浓厚的禁食主义宗教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异常进食行为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现象日益突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纷纷致力于研究摄食障碍，我国学者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展开对摄食障碍的研究。至今，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摄食障碍诊断体系。　　 摄食障碍是一组以异常进食行为为主的精神障碍，分为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非典型摄食障碍，但是无论对哪一种摄食障碍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过分关注他们的体形和体重。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国外对摄食障碍的研究比国内丰富。研究发现，该类疾病好发于青春期的女性，神经性贪食症较神经性厌食症更为普遍。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非典型摄食障碍的非典型地位，学者们忽视了对它的研究。非典型摄食障碍是DSM-Ⅳ中描述的非典型类别的一个特例，该体系把具有摄食障碍的临床症状、但又不完全符合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诊断标准的患者归入非典型摄食障碍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非典型摄食障碍都是摄食障碍群体的主力军，但由于诊断标准含糊不清，临床上一贯以来都强调大部分的非典型摄食患者的临床特征与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相似性，因此各项研究报道的发病率差异较大，对非典型摄食障碍的治疗方案的研究几乎没有。有研究者把以下六类纳入非典型摄食障碍的范围：①除了月经正常外，符合神经性厌食症所有标准的女性；②符合神经性贪食症所有的标准，除了明显的体重减轻（一般非典型摄食障碍个体当前体重属于正常范围内）；③符合神经性贪食症所有的标准，但暴食和不适当补偿行为出现的频率少于一周两次，或持续性不足三个月；④标准体型的个体在吃了少量的食物后经常使用不适当的补偿行为（如，在吃了两块饼干后自我引吐）；⑤反复咀嚼和吐出大量的食物，但无吞咽行为；⑥暴食障碍：反复出现暴食，但没有神经性贪食症中典型的不适当补偿行为。　　 为了了解武汉地区大一女生进食行为的现状和特点，为了考察武汉地区大一女生摄食障碍的发生率，为了探讨非典型摄食障碍与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之间的差异，为了探索非典型摄食障碍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EDI对武汉市三所高校的8520名大一女生进行问卷调查，按照一定标准筛选出可疑个体589名，结合EDE和SCID两个他评问卷对589名学生进行非典型摄食障碍的诊断，得到摄食障碍的发生率，半年后再一次对诊断为摄食障碍的75名学生进行访谈，比较她们在这半年之间的变化，最后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八名非典型摄食障碍的学生进行深入访谈，来分析非典型摄食障碍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量的研究结果显示：1、摄食障碍的发生率为8.803‰，其中神经性厌食症占0.352‰、神经性贪食症1.174‰、非典型摄食障碍（包括暴食障碍）7.277‰，非典型摄食障碍是摄食障碍类型中最普遍的一个类别；2、非典型摄食障碍群体相对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患者来说在三种代偿行为的选择方面均要少，相对来说非典型摄食障碍群体较多的选择运动这种方式来控制体型体重，在非典型摄食障碍群体中采取一种代偿行为的个体较多(43.5％)；3、三类摄食障碍的EDI与EDE两个量表各维度间得分差异不大，且有许多条目得分非常接近；4、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比非典型摄食障碍患者更加倾向于让自己的肚子空着，神经性贪食症患者比非典型摄食障碍患者有更多的秘密进食行为，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比非典型摄食障碍患者更加看重自己的体重。　　 质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环境是摄食障碍发生、发展变化的最根本影响因素；个人性格特点、认知方式和情感体验是摄食障碍发生、发展变化的核心因素；个体身体状况是薄弱环节；同伴压力和媒体引导是强有力的驱使；适应大学生活是转归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