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危机和困境源于科学与伦理、理性与价值的二元疏离，危机如何缓解?困境如何超越?传统的伦理探索多注重“原子式”的归责，主要是对具体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伦理后果的思考，停留于一些具体的事例探讨和规范制定，以及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的伦理诉求。这种“原子式”的探讨导致了对实体的伦理性及伦理责任的忽略。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科技活动的主体——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的角度，进行“实体”性的伦理追究，才能更具成效。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通过几个过程的跃进和提升得以形成。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是其基本的原子构成，因而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便逻辑地包含着科学家的道德精神。科学家通过其“道德世界观”的形成实现了自身的道德自我确证。但是科学家的道德精神只是个体性的道德自我意识，必须向科学共同体的实体性的客观伦理意志和伦理行为转化和提升，形成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秩序。科学家个体对．科学共同体这一伦理实体皈依，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伦理秩序。同时在现实的各种伦理关系的复合和结构性关联中，形成科学共同体的外部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的形成和扩展，是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形成的前提。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的最终形成和确证，是科学共同体这一伦理实体的“伦理世界观”和“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建立。“伦理世界观”的形成使科学共同体不仅具有内部的伦理性，更具有了外部的道德性，成为科技活动中的道德主体；“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建立使科学共同体的实体道德自我意识向实体客观意志和行为转化，从而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具体、现实的统一。 对于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巨大文明忧患和灾难，传统的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和结构伦理难以具有切实的文化效力。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从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角度寻求高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之策，更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困惑。极具超越意义的文化战略是，诉诸于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在文明有机性和文明合理性的价值理念下，将高技术与伦理整合为有机的生态。以高技术-伦理的生态合理性建构，实现高技术伦理困境的生态修复与生态整合，不仅对当下中国高技术伦理困境的超越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能够据此建构和把握整个文明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