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摆脱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困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大幅增加的局面。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为解决我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农业生产制度却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1997年以来，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日渐扩大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三农“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对此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农业投资的角度进行的。首先，土地质量对耕地产出效益的正向影响，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土地数量的影响方式，尚有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分配制度下，土地数量越多，相应的地块数就越多，农业生产管理就越困难，从而耕地产出效益就越低；其次，多数研究赞同耕地规模经营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积极影响，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规模经营不一定能带来产出效益的提高，并且，其实施的社会条件不成熟；再次，多数学者承认流动资本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贡献，但对固定资本的表现存在不同的意见；另外，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产出效益的影响尚存在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　　 本文从农户投资角度研究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对耕地产出经济效益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农作物种植规模、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数量、劳均年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劳均学龄、粮食补贴等因素与作物产值间的数量经济关系，建立了不同区域和作物类型的农业生产函数，最终求得各投入要素对产出的弹性。通过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在不同区域和类型作物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最终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1)粮食作物产出效益存在区域差异。综合来看，平原地区以较高的成本利润率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平原地区表现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多地使用农家肥和较少地遭受农业病虫害使丘陵地区具有较高的流动资本产值率。　　 (2)经济作物产出效益也存在区域差异，而且普遍较低。在经济作物生产中，大别山区不仅在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值率上高于江汉平原，其在土地生产率和成本利润率方面也都优于江汉平原。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时，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成本利润率大于零，而在计算了劳动力成本后，两个地区的成本利润率都为负值。　　 (3)无论江汉平原还是大别山区，粮食播种面积、劳动力投入、流动资本投入、地块平均面积都对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产生显著的影响；固定资本投入和种粮补贴对平原地区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丘陵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劳均年龄与学龄对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粮食生产的影响都不显著。　　 (4)各因素对粮食作物产出效益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江汉平原地区，土地的产出弹性最高，为0.768；其次是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为-0.220；流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居第三位，为0.105；固定资本、地块平均面积和种粮补贴的产出弹性较小，分别为0.068、0.011和0.000。在大别山区，流动资本的产出弹性最高，为1.032；其次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053；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居第三位，为-0.052；地块平均面积的产出弹性最小，为-0.022。　　 (5)经济作物产出效益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无论江汉平原还是大别山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劳动力和流动资本投入都对其产出效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劳均年龄和固定资本投入对平原地区经济作物产出效益的影响显著，但对丘陵山区经济作物产出效益的影响不显著。　　 (6)各因素对经济作物产出效益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江汉平原地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高，为1.306；其次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0.463；位居第三的是流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65；固定资本和劳均年龄的产出弹性较小，分别为0.027和-0.009。大别山区流动资本的产出弹性最高，为0.905；其次是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为0.752；作物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位居第三，为-0.565。　　 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