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人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确立了儒家人性说的主流倾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发扬光大，将人的心性推源于天，从天赋道德论推演出“性善论”，再将“性善论”运用于政治说教，提出“仁政”说，希望君王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实现他的“王道”思想。 荀况看到了儒家学说空谈“仁义道德”、“王道政治”而远于实践的一面，认为要使儒术变得切实可行，必须将“礼”和“法”相结合。但法不能无缘的产生，必须以“人性恶”的假设作为基础。荀子“性恶论”主要指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生性是恶的，它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和评价。荀子在承认“性恶”的同时，特别提出了“善伪”的观点，认为人要想改恶为善，就必须“伪”，即“起礼仪，制法度”，强调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人性的教化改善作用。 孟荀的人性论虽然恰好相反，但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去恶扬善，并认为这是可能的。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认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他们都强调后天环境的习染熏陶作用。但一则要求克服后天，保存先天(孟子)，一则要求克服先天，发展后天(荀子)。 荀子的性恶论与西方原罪说虽属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的关于恶的理论，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相同之处，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思维超越和奇妙的文化融通。首先，在恶的本质属性上，西方原罪说与荀子性恶论都把恶作为善的对立面，恶是人们所摈弃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次，在恶的产生问题上，西方原罪说与荀子性恶论都认为恶是出自行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主观选择；最后，在对待恶的态度上，西方原罪说和荀子性恶论都主张抑恶扬善，消除罪恶，实现善的目标。 荀子人性说对中国后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在吸收荀子人性论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道家的人兽不分的思想提出了他的性恶论学说。董仲舒从正面继承发展了荀子的人性论，并部分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论，以阴阳二气的属性来解释人性善恶的关系。宋明理学被认为先秦儒学的复兴，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而荀子的性恶论则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