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CSR）思想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除了维护股东利益外,还应维护和保护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及公众等方面的利益（Wang and Li.,2016）。全球超过160个国家近10000家企业加入并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该《契约》旨在倡议全世界各地企业实行可持续发展,并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深交所于2006年颁布实施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倡议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9月,上交所要求在本所上市的部分企业在披露2008年年报的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根据国泰安数据显示,2007年仅有4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而2010年增加至471家,2017年增加到795家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企业危害社会的不负责任事件也屡屡发生。使用童工、医药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学者和公众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效应研究方面,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学者们又普遍趋向于从国家制度、行业竞争性等企业的外部压力角度进行研究,而从具体的企业高管股权激励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股权激励作为调整股东和管理者利益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成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方面,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表明,致力于提升长期价值增值的企业会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提高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因此,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数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变化趋势,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的数量急剧增加,于2012年突破100家,2017年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更是达到396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应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存在特殊的制度背景,即业绩型股权激励要求只有达到行权业绩条件才能获得相应的授权或行权,且具有较长的行权期与解禁期。那么,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业绩型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如何呢?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作用机理又是如何?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及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其中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PSM）方法及双重差分自然实验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深入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态影响。首先,本论文在梳理现有文献后,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保护信息披露影响的差异性。其次,本文深入讨论企业在受到外部合法性压力、不同市场化程度、股权集中度及董事会治理等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不同程度影响。此外,本文还深入讨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有关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的影响,并对影响途径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还深入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保信息披露的影响,并对在不同环境敏感度、合法性压力等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保信息披露的差异性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讲,本文共包括七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对本论文的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背景及创新点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经典文献,回顾了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其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最新研究。第三章介绍了我国股权激励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制度背景。第四章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差异性影响。第五章从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公益信息披露入手,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在不同企业特征及环境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的影响差异。第六章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影响。第七章总结全文,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方向。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但是,在不同企业性质和环境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首先,本文研究发现在不同内部治理结构下,高管股权激励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有所差异。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削弱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究其原因,是因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使内部治理机制弱化。高管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订,致使股权激励契约不能真正成为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代理冲突的有效手段。除此之外,还发现大股东治理对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特征下,管理层权力体现为大股东的权力,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的冲突加剧,导致股权激励的效果变差。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的外部合法性压力及市场化进程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在外部合法性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由于企业为了长期价值增值,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外部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合法性压力,从而增强高管股权激励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情况下,由于高管股权激励在这种条件下的效果较好,从而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除此之外,本文研究还发现,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动态影响。我国业绩型的股权激励计划,在达到限制性股票解禁期或股票期权行权期后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对股票期权解禁（或行权）后进行了多期检验,结果发现,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紧接着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社会公益的核心形式,即社会捐赠信息披露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然而,在不同企业产权性质及合法性压力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及企业社会捐赠信息披露的影响有差异。同时,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捐赠信息披露的上升,是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提升的主要途径。最后,本文又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露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从核心环保绩效指标,即企业环保投入及碳减排信息披露的角度,具体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核心环保绩效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环保投入信息披露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不同行业条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碳减排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或负向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股权激励计划的推进,企业年度总产量及总收益持续快速上升,而企业环保技术提高的速度较慢,因而,带来碳排放总量的上升。而企业高管“报喜不报忧”的披露态度导致股权激励生效后企业碳排放披露水平有所降低。此外,我们研究发现,在重污染行业及面临较大合法性压力的情况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效应较大。这表明面临着较大公众压力以及政府监管压力时企业的股权激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更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将这些合法性压力转嫁给高管,促使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企业的声誉。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文章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新颖性。现有文献大多数围绕着社会责任相关行为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而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学者们又普遍趋向于从国家制度、行业竞争性等企业的外部压力的角度进行研究,从内部治理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而具体从高管股权激励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文献少之又少。并且我们没有找到有关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文献。本文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外部环境、内部治理、企业社会公益信息披露、企业环境保护信息披露角度,深入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全面理解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对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创新性地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包括自然实验方法（或准实验方法）对本文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除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利用双重差分这一自然实验方法,识别出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的影响。这是对现有关于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近年来随着双重差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广泛应用,管理学和金融学领域大量文献也利用该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可以减少估计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保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如何解决好股权激励行为的内生性问题是股权激励相关研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监管环境下,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程序,证监会对企业的实施资质也有严格的筛选机制,往往业绩优良、治理完善的公司才有机会实施股权激励,因此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行为并不是随机的,可能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直接运用OLS回归或固定面板回归可能会造成较大的估计偏误。为解决股权激励研究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模型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保证了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及稳健性。首先,本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进行度量,分别进行回归检验,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本文运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对高管股权激励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动态效应进行检验,不仅解决了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行为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针对企业不同内部治理结构下高管股权激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亦同时运用固定面板模型及PSM-DID模型分别进行了检验,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第三,本文综合利用微观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效应做出了翔实具体的分析,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本文选取润灵环球社会责任（RKS报告）评级数据库及国泰安公司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CSMAR）中提取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相关数据来度量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是第三方机构,评级标准体系较完善,评级结果具有较强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