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之一。其中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分配与使用涉及到众多社会主体，各方利益无法达到均衡，致使数量繁多的征地拆迁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由于其波及范围广、涉事人数多、恶劣影响大，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由于政府在应对该类事件时采取回应策略时出现偏差，导致在事件演化过程中其性质由单纯的利益性转变为利益价值兼具的更复杂群体性事件，提高了治理难度。作为一种既具价值因素又具治理技术的治理理念，政府回应一经提出就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创造一种政府与社会的良好关系。政府回应的方式与效能不仅显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蕴含了政府治理理念，更是一种政府对于政社关系的理解与运用。作为社会的治理者，政府所回应的对象范围广阔，而征地拆迁型群体性事件作为反映政社关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治理效果如何是政府回应性高超能力的重要检测标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政府回应策略如何对该类事件的演化产生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合法有效的回应策略。
　　本文通过借助河南W村的拆迁回迁案例，挖掘农民群体面对因征地拆迁回迁的利益分配时，为争取利益如何聚合其他成员以促成群体性行为。研究发现政府的回应策略对农村征地拆迁型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主要是通过对利益、公平正义感、对公权力的畏惧感三个中介因素产生作用。通过对比善治治理理念下应然状态和案例中实然的政府回应策略，分析得出政府在回应态度、行为、过程、生态上存在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回应主体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回应能力对目标支撑力不足、回应制度对回应行为约束性较低以及回应生态陷入恶化循环状态。基于上述原因与具体作用机制，从政府回应的技术层次、制度层次以及价值层次提出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