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以来,我国一直未对本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而作为本罪构成要件之一,迫切需要围绕该认定问题进行刑法解释。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34件案例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一系列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进而对司法机关认定本罪起到建设性作用。本文提出司法机关在实务案件中认定本罪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所依据的四种考量因素,即网络数据类、民众生活类、应对措施类、国家公信类,进而以单独事实性因素与秩序性因素进行划分并结合案例予以说明。通过对实务案例进行考察,发现四类考量因素存在对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有关的反映能力不足、认定标准模糊、定位认定不当、忽视定性与定量情况、考量因素关系错乱等问题。强调在实务中适用考量因素应当回归到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本身的研究与理解中,进而将其总结为“社会秩序”界限与“严重扰乱”程度两个问题。具体而言需要明确本罪客体为社会管理秩序,其中“社会秩序”应当以现实的社会管理秩序为认识前提,而“严重扰乱”应当以情节犯的定位基础上强调标准性因素与定量性因素的双重考量。最后基于“社会秩序”与“严重扰乱”的认识重新对司法实务中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所依据的考量因素进行检验,提出减少网络数据类因素和排除网络秩序因素的适用、强调民众生活类因素中的现实影响、排除部分应对措施类因素、以标准性因素为前提排除国家公信类因素、正确区分并衔接单独事实性因素和秩序性因素的解决思路并提出相应司法解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