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基石,是审判结果正确性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诉讼模式的转变,在整个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当事人都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证据收集权的享有与保障也自然更加受到关注。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发展催生了许多新型诉讼。在这些新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诉讼能力、证据收集能力经常存在不均衡的问题,这就造成证据偏在在如今愈发普遍。掌握证据的优势人群拒绝提供于己不利的证据,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收集和使用证据方面越趋困难。证据偏在现象的客观存在与证明妨碍的主观影响构成了我国在201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创设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逻辑起点。经过4年在实践中的积累与总结,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该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新规依然属于框架性规定,仍然存在许多可以优化的空间。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概念及设立目的进行了介绍,梳理了该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论述了新规出台前该项制度的运行情况。第二部分是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新规进行归纳,总结出在客体范围、适用条件、审查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的完善情况。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比新旧规定的不同之处,加深对制度的了解,从而为制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则是说明我国目前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主体范围过窄、缺乏秘密保护制度和对双方当事人的救济程序。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完善的建议。首先,因案外人经常掌握对案件审理结果有重大影响文书,因此将其纳入主体之中,使其同样承担文书提出义务。其次,吸收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优秀经验,建立文书秘密保护制度。并在申请阶段和根据裁定提交后的法院质证阶段按照文书所涉秘密的不同,实施不同的保护措施。最后,对申请人与义务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提供平等的救济措施。完善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不仅可以在程序上帮助当事人减轻“举证无门”的窘境,而且在实体上也有助于法官进一步发现案件真相,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