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脆弱、贫困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适应性、生计问题的解决成为研究的热点，生计策略与自然资源(尤其土地)管理决策的联系是其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目前迫切需要对农户生计多样化与土地利用变化联系的全面理解和综合研究。本文以大渡河上游金川县的河坝农区、中山半农半牧区和高山牧区的丹扎木、沙耳尼、克尔马、石达安、毛日和壳它6个村为例，利用随机分层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及其工具、样品采集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在建立农户生计分类系统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306户、1000多个地块、139个土样数据及有关资料，主要结论如下：　　 当地农牧民的生计呈现多样化；生计多样化策略及其变化存在区域和农户类型差异。生计由传统、单一的策略向多样化转变。河坝区和中山区的多样化趋势是由投入产出比低的策略向高的策略转变，由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转变；高山区则初步显现多样化，但类型单一，发展缓慢。高山区、中山区和河坝区的生计多样化程度依次升高。纯农型、牧为主型、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和非农型农户的非农化程度依次增强。由于各农户类型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可及性和转变的难易度不同，其生计策略选择、生计多样化过程及方向存在异同。　　 农户生计多样化下，土地利用发生转变；利用状况及其变化过程具有区域和农户类型分异。河坝区和中山区在种植制度、蔬菜商品化、果树品种及销售、施肥量及种类、地块利用强度等方面不同；高山区以天然草场放牧为主，主要变化为草场退化。不同地块的利用类型转变趋于简单、高经济价值、非农或出租。农户类型的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越剧烈。纯农型、牧为主型、农为主型更多地保持传统粮食作物种植，非农为主型农户的地块利用类型转变较频繁、多样，非农型农户的地块全部转变。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发生改变；年轻、文化水平高的男性劳动力多投向非农活动，年老者、女性劳动力则多从事种植和养殖活动。农家肥施用及化肥种类和数量增多；果木的施肥变化最剧烈；秸秆处理方式改变。纯农型农户地块的肥料投入水平不高，施肥种类以传统农家肥及尿素为主。牧为主型对干粪的投入高。农为主型，特别是非农为主型地块的投入较为均一，多种肥料配施、用量适中，能维持较高水平。非农型地块的利用类型转变前的投入水平多低于其他类型。粮食产量比1979年大为提高，各农户类型间略有差异。　　 土壤养分发生变化，并具有区域和农户类型差异。2006年的有机质、速效N、速效P、速效K含量总体升高，与1979年比均有显著差异；速效P变幅最大，其次是速效K；PH值较为稳定。河坝区的养分变异程度大于中山区。多数纯农型、农为主型地块的养分相对较高，非农型地块通常最低。退耕地的有机质和速效N低于1979年，其余指标和其他利用类型的养分高于1979年。　　 农户认识并响应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户间存在差异。河坝区和中山区选择保持目前生计策略的农户居多；调整方式为改变蔬菜、果树种植的面积和种类，增加牲畜数量，增加非农活动时间和人员，出租土地等。河坝区农户的选择比中山区集中，且更希望通过打工、经商来增收；对地块肥力升高原因的认识及未来施肥措施的选择也不同。高山区仍以牧业生产为生计的核心，以增加牦牛养殖数量为主，响应较为被动、消极。　　 建立“生计多样化-土地利用变化-认识/响应”过程分析框架。国家政策、经济、环境等背景在区域尺度上作用更强，基本控制区域内生计策略的整体特征及发展方向，家庭自身条件(技能、区位、资金/贷款获取、劳动力、关系网络等)和认识在农户尺度上作用更大，通常引起农户类型分化。可持续生计和土地利用适应策略包括农户和区域层面的，前者如更换作物和牲畜品种，改变种植和饲养方式，改变土壤管理，劳动力非农转移等；后者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生产资料价格，保护草场，治理泥石流，发展优质特色农业和旅游开发等。　　 以非农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可能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