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是隐风大盛的时代,而记载这个时代的正史亦多设立“隐逸传”。现存的关于六朝时期的正史中的“隐逸列传”多取材于各类杂传尤其是高士类杂传。这本是正史书写的内在要求。正史除了要记录军国大事与显要人物,那些社会边缘乃至底层的人物同样需要记载。而朝廷往往并不掌握他们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正史撰者就需要向各类杂传取材,具体到书写“隐逸列传”,取材高士类杂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魏晋以降,私人撰史的风气盛行,各类杂传纷纷涌现。这也为正史编撰者的取材与参考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北方自十六国始皇权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伸张,对不合作的隐士容忍极为有限。皇权干预私人修史,因此正史“隐逸传”资料的重要来源各类杂传尤其是高士类杂传稀缺。士人接受的主流学术与思想仍是儒家与经学,再加上积极争取事功的风气,促成了北朝远小于两晋南朝的隐逸格局。南方私人修史风气盛行,各类杂传层出不穷,给了正史“隐逸传”修撰充足的资料来源。同时士族地位的相对独立以及玄风的影响也给了隐士否定俗物追求身心自由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随着南朝开始的皇权复兴,士人们的自由开始受到了限制,杂传的撰写亦受到了冲击。慢慢地出现了向北朝靠拢的迹象。《南齐书·高逸传》作为六朝正史“隐逸传”中独树一帜的史传,序言部分即阐发了萧子显对于隐逸的理解和入选隐士的标准。这篇序言也为《南史·隐逸传》所采用。传尾的论赞以极长的篇幅论述各种思想学术流派之优劣,最终表现萧子显对于佛教的尊崇。而佛教元素也贯穿了正文的始终。这在一方面固然可视作萧子显通过隐士这一道德高尚的象征来寄托自己的信仰,同时也因为佛教与隐逸二者有高度相通之处。同时,将佛教叙事与隐逸叙事结合起来,也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出现在史传中的“通隐”这一概念,在政治层面的涵义首先是一种在政治上寻求明哲保身的隐逸观念。而这个明哲保身的观念之上还应再增加一个前提条件,那即是交游对象必需具备风流飘逸和悠然越俗的性情,以平等的地位相互对待,使彼此皆能获得纵心调畅、逍遥自在的生活。换句话说,明哲保身的政治社会涵义,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则不能视之为“通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