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正常生存和发展需要交往智慧和共同意识,而儒家思想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源。用儒家思想来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儒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儒家以道义,礼制和信誉为起点,论述了道义、礼制、信誉、国家权力、国际合作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儒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儒家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内外联系、道义至上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儒家思想包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准则、持久和平的奋斗目标、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研究儒家外交思想有助于建设和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以中国先秦三大儒孔孟荀为中心考察了儒家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回顾和梳理了秦汉以降到现代中国外交关系发展的基本史实,深刻揭露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外交关系展开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友好和谐精神奠定了儒家外交思想的基本格调,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基本精神有助于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形成。“仁爱”、“尚中贵和”、“和为贵”、“协和万邦”以及“和而不同”支持着多元文明的并存；“恕道”、“反身自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因子有助于消弭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宿怨,达成理解的一致；而“王道”、“大同”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本身具有“天下(世界)主义的”强烈情怀。儒家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外交关系的发展,即使在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思想中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底色。在古代中国,儒家实现区域间共同追求的和谐精神起到融合夷夏思想、建立牢固的“藩属”体系的作用。其“中庸”的外交思想,是中国社会内部社会外部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善于调节适当,平衡有序,使区域间和谐思想共同追求的实现。同时儒家外交思想对于开化附近落后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都有积极的作用,先进的文明总是以各种方式影响落后文明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用现代双重使命观分析,建设作用大于破坏作用,对于夷夏思想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即使改朝换代,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然沿着儒家外交思想的道路继续前行,这原因都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长河中是很难见到的,所以儒家文化思想具有旗帜的作用。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纽带维系着外交体系的稳固,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即使到了现代中国,儒家外交思想仍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21世纪初以来,中国奉行了“全方位外交”的理念,提出要妥善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巩固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要广泛开展多边外交,提出“友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主张。而这一思想无不闪耀着两千多年前孔子“协和万邦”“礼尚往来”的和谐世界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正延续了负责任大国的正能量形象,这对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对世界各民族、各个旨在和平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友好的信号。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的重要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韩外交关系的发展做出一种儒家外交思想视野下的解读和回顾。同属儒教文化圈的中、韩两国都禀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两国外交关系的展开本身也就打上了“儒化”的深刻烙印。1992年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现在韩中建交已逾二十年,两国关系在此期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原因何在,很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韩中两国一水相连,地缘很近,这是有利的地理条件。自古以来双方之间一直进行频繁而密切的交流活动,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有相通的伦理价值观,这是有利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两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因此必须建立更良好的国家关系,加强合作,争取共赢。正由于以上几个因素,两国关系自正式建交以来一直发展较为顺利迅速,其间虽然时有一些小的分歧和争议,但从大局出发,总能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搁置争议,互相谅解,共同维护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