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与机动化的进程,城市不断蔓延,中国城市建成环境逐渐发生改变。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居民对小汽车通勤日渐依赖,通勤距离／时间不断延长。就中国特大城市上海而言,2000到2012年间,上海市建成区面积由550km2增加到886km2,私人汽车拥有量由5.04万辆增加到141.16万辆’。根据上海第四次全市性综合交通调查,2009年中心城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由2004年41.4分钟延长到43.2分钟。由于城市蔓延、机动化所引起的大城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数年来,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在积极探讨研究如何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城市交通与规划方面,我国城市地理与交通规划学者在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实际,也试图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组织/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创造一个以绿色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建成环境,减短居民出行距离/时间,引导居民的出行行为,减少小汽车依赖,实现绿色低碳出行。但国内已有关于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行为关系的研究还较缺乏,难以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为此,本文在全面的梳理总结发达国家学者有关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行为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9年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GIS可视化软件、描述性统计与计量统计方法分析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因素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及通勤时间的影响,旨在深入分析我国机动化的机制与影响居民通勤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在通勤方式选择方面,建成环境对大城市居民是否采用机动化通勤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在居住地,提高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例,可以减少居民选择小汽车通勤方式可能性,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微弱；通勤时间方面,在控制了居民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和通勤方式后,建成环境因素对于居民通勤时间也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提高居住地就业密度、就业地居住密度、道路网密度和十字路口比重,可以降低通勤时间；而增加居住地居住密度与就业地就业密度则会增加居民通勤时间；土地混合度对于居民通勤时间的影响,实证结论不支持理论预期。因此,在街道尺度上,城市规划可以通过改进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启示包括,在街道土地利用强度规划方面,首先,应当坚持高密度紧凑发展模式。同时,此模式需要考虑到职住均衡问题,即街道尺度人口与就业需要同步协调发展,以促进职住邻近,引导居住人口与就业岗位同步增加,避免职住分离与低密度蔓延；土地利用多样性规划方面,应该坚持居住与就业用地的混合多样发展,避免单一的土地利用,即在居住地的周围布局就业用地包括商业购物及娱乐消费用地增加居民就近就业、购物与娱乐的机会,在就业地周围布局居住用地以增加居民就近居住机会,形成混合功能特征；在道路网络规划方面,在加密路网的同时,应该重点考虑道路网络布局结构的形式,更多的采用方形网格式的道路布局结构,增加道路通达水平,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轨道交通系统,并辅以步行与自行车/助动车为导向的街道规划设计。同时,本文也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家庭背景下居民通勤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如不同收入与居住性质的居民对小汽车使用强度往往不同,不同类型的家庭居民的通勤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只有考虑到不同社群通勤行为的差异,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城市交通管理措施,真正的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城市交通政策应该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异质性,针对不同社群实行差异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