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学历来为学者轻视,然而通过搜辑各地方艺文志、各图书馆藏书目录等典籍,可以发现,明代尚书学及包含尚书学的著作达1336种,至少在数量上并不算衰微。这些著作可以分为传说、单篇、专著、文字音义、群经等类；按照时间,分可为三段,前期为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中期正统元年至隆庆六年；后期万历元年至崇祯十六年。传说之属超过总数的40%,多为讲解大意,疏通文句,或逐句解释经文,而不细加研究。其中以讲义等命名的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的确为蒙童训解之书,二是举业书,主要讲如何破题、解题等。劄记一类著作属于记录读书时的思想感受的随笔。汇解之作多是为方便士子或子弟阅读,多为科举而作,也时有发挥己意处。明人解经不注重考证训诂、考察名物制度,而往往随文敷衍大义,臆说者多见。其原因,首先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对考试内容有严格限定,限制了士子思想,也导致士人不读原典。另一方面是《四书五经大全》的颁布,造成士予争相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实际上,在以科举为读书目的的大环境下,明代涌现出了一批较有价值的尚书学著作,推动了此后经学的进步,其正确的方向、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显著的学术成就都为清代考据学打下了基础。明代单篇研究中以《禹贡》和《洪范》居多。明儒多把《禹贡》看作地理学专著,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研究经文到力求通经致用、由考辨地理学著作到作为改革改变经学局面、甚至是强兵富国的工具的过程。《洪范》研究的成就远不能与《禹贡》相比,其相关著作关注的往往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卜筮、五行,将重在论述君道的帝王之书变成江湖术数一类。群经类著作有500多种,然而在整体繁荣的表象下,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较少。在这些著作中多有随意命名者,这也是明人经学给人印象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初尚书学以朱子学为宗,在洪武年间能够做到通致用,将尚书学研究与治国安邦相结合；到永乐年间,尚书学开始变化,几乎不出蔡沈《书集传》。明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环境的影响,阳明心学日益发展,朱子的影响逐渐减弱,出现了大量反对蔡沈《书集传》的著作,内容上也逐渐流于空疏。杨慎等人为代表的经学家逐渐兴起,他们倡导文学,却也造成炫奇、炫博的潮流。后期的尚书学整体上商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强调通经致用,主张学习汉学。明代尚书类著作最多的是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四省,大约占到总数的60%。而广大的西南、西北、东北等地著述则极少,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沿海多内陆少的特点。明代的尚书学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经历了从小众到大众,由圣入凡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主蔡沈《书集传》而兼采众说，有较强的随意性,数量多面精品少,为科举而著者较多,具有很强的商业化倾向。明代尚书学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考据学之所以的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借鉴了明人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