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是一种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它的文本部分（TeochewKoa-chhehBooklets）可以视作一类民间通俗文学，目前发现约有200种，绝大部分改编自主流小说、戏曲、历史演义等，约有10部（占比5%）取材于潮州本地的历史、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这部分被命名为“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是原创性较强的潮州歌册。
　　作为一种文献史料或文学艺术也好，作为一种说唱艺术也罢，它都或多或少在改编、创作的过程中渗入了明清时期潮州地方的民间生活方式、以及民间思维方式，这些都值得关注和思考。从1940年代开始，潮州歌册开始进入创作、搜集和基础研究阶段，这些研究涉及到版本、结构艺术、目录确定等；虽说进入到1980年代的新研究时期，潮州歌册开始有了多角度的研究，但在被关注的八十多年间，潮州歌册在文体学上仍没有较明确的次级划分；另外，仍没有人对文本部分当中民间信仰的书写情况做出分析，并得出结论。因此，笔者将通过分析多部潮州歌册的改编渠道，区分出“改编系”与“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并得出作品目录，使得在尽可能减少制度化儒教的影响前提下，对“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做出伦理表达话语与道德流动情况分析，继而更好地探讨以下问题：作者如何通过民间信仰的书写来塑造“非改编系”潮州歌册——这一真正属于潮州人自己创作的潮州歌册的？
　　本文共6章，外附结论/余论1章。“第一章研究现状综述”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对潮州歌册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包括对创作、梳理、基础研究和新研究4个阶段的探讨；二是对民间信仰制度化、民间化研究的学术史整理，包括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化诗学（宗教诗学）等领域对这两大倾向的讨论。
　　“第二章如何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及相关概念”是“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民间信仰书写情况的文体学依据。该章将从潮州歌册存量、来源分析，以及潮州民间文学内部界定的角度入手，清晰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以及相关概念，从而为更好地探讨“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民间信仰书写出现的制度化、民间化的伦理表达话语、道德流动情况奠定文体学上的依据。
　　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基于第二章罗列出的“非改编系”潮州歌册目录，对其中涉及民间信仰书写（其余5部没有或极少出现民间信仰书写）的5部潮州歌册进行伦理表达话语、道德力量流动的分析。经过对其细致、专注的分析，本文认为“非改编系”潮州歌册的民间信仰书写存在三种模式：一是反抗模式，民间化力量、伦理试图取代制度化力量、伦理，但均以挑战失败。除了《饶安案》之外，《吴忠恕》和《柳知府》同样属于这种模式；二是苏六娘模式，制度伦理向民间伦理暂时妥协，这类模式只有《苏六娘》做得尽善尽美；三是合一模式，民间信仰很好地将个体命运、情感和制度道德、力量合二为一。这类模式可以借鉴的模式有《玉花瓶》一部。这三种模式不仅可以反映出潮州歌册的作者在创作时，面临着一种由官方道德和民间道德斗争所引发的纠结、无奈和痛苦的情愫，还可以反映“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是如何被作者创作出来的。此外，这三种模式的得出，可以为说明在明清潮州地方社会中，民间信仰在“官方-地方”关系中所扮演的特殊地位提供了较丰富的文学依据，并可以辅助回答“潮州民间力量为何会比较强悍？”、“明清潮州民间力量在文本中的面貌是怎样的？”等历史问题。最后，笔者认为，《苏六娘》被认为是唯一一部成功的“非改编系”潮州歌册（甚至是整个潮州歌册文本体系）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像《玉花瓶》那样，融合了个体、制度道德和力量，也没有像《饶安案》、《柳知府》等一样，试图取代、战胜对方，而是借助民间信仰的形式，在原有伦理道德框架内创造出一种合理化的、被承认的伦理道德。
　　本文没有人类学、宗教学研究上的野心。它既规避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对于考据、校勘等正统思路的过度强调，也没有重蹈潮州学民俗学化的境地。从伦理表达话语入手，配合文体学的分层，用一种全新的角度研究真正属于潮州人创作的“非改编系”潮州歌册文本部分。这或许将使潮州学界和古代文学界多得些前所未有的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