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都认为大学是由中世纪的欧洲开创的,但是,中华文明作为人类仅有的四大本原文化之一,也蕴含着一整套高等教育的文化与制度体系,这其中以朱子的“大学观”及其书院教育实践最具代表性。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套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高等教育观长期以来隐而不彰、晦而不明。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深入探究朱子学中隐含的大学教育理念、内容及其制度,在这套充满着永恒智慧的教育话语体系中撷英萃华,以求为当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提供有益的资鉴,在返本开新中推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宏伟事业。作为唯一一位可以与孔子比肩的一代宗师,朱熹的大学教育观是十分深刻而全面的,从大学理念到教育实践,再到文教制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本研究分别从朱熹的大学理念论、课程论、认识论、教学论、价值论和古典大学观的现代论六个方面来研究了内蕴在朱熹庞大的理学体系中的大学观。第一章为大学原道,论述了教育学界由来已久的两种大学史观,讲明了中华文教的本原性特征及其价值,并详细说明了朱熹在古典教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他重申了先秦以来的中道义理,并在对此前道学家思想的集大成式的工作中接续了断裂已久的儒家道统,并最终建构起了四书体系取代之前的“六经”。四书之中,朱熹尤为重视《大学》一书,以毕生精力作注释,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讲明了中国古典大学的修学内容和次第,值得今天的教育者高度重视。可以看出,朱熹的大学教育观是与他的理学理论构建紧密联系的,教育的理学化倾向是最为鲜明的特征。第二章是大学理念论,也即朱熹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朱熹对大学的定义向来与小学对举而论,可以从修学内容、年龄、学规和教材与课程体系等几个角度来说明朱熹心中的大学含义。朱熹所谓的大学的学生是以求事物之所以然的义理为主要学习对象的,具有洒扫应对的蒙学基础的,十五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且主要以四书为修学教材。当然,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大学内涵,还要从句句不离“天理”的朱子理学的角度给予更为详尽的说明。大学的本体论意义见于《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中,朱熹彰明了一种“继天立极”的天人关系,他对着眼于天命下贯的天人统和强调下学而上达的人天统这两条方向相反的为学路径做了综合与会通。朱熹的大学观因而是天人统与人天统的统一,天人统“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天统“究人事以得天道”,大道兴于对天人之际的会通。在对天理的弘扬中,朱熹完成了“立人极”的重要工作,他基于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给出大学的本体论,并以明德新民、格物致知、修齐治平为基本的路径与方法帮助学生达致“至善”境界,创建了一种理性的“太极教育观”,开出了一条求知坦途和教育大道。第三章是大学课程论。朱熹在教育方面最具标志性的贡献是以“四书”取代之前的六经,从而打造出了崭新的课程体系。新的“四书”课程更重义理,并明确了新的修学次第,由此开启了理学教育时代,并持续影响了中国教育七八百年之久。元明清三代的教育虽然也像汉唐一样注重经典的学习,但在学习的教材、路径与侧重点方面都迥然有异了。朱熹用章句集注的方式为“四书”的学习树立了新的理解标准,并引导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性、命、道、教的研习上,注重道德践履和社会关怀。第四章是大学认识论。以格物致知来建立新的认识论是朱熹最具开创性的贡献,他创造性地为《大学》一书做了格物补传,在理论上重新诠释了格物的意涵,发展出了致知的逻辑方法;在实践上则以身示范,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地理。这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将自然物理纳入大学的学习范围之中,重塑了古典大学教育。朱熹用格物致知为大学提供了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在此之后,格致之学昌明起来。然而,受儒家“明道”“明德”的为学导向的影响,朱熹一直徘徊在自然物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并没有达到西方的程序化的近代科学的高度,但格致之学确实开启了中国原生性的科学观及其教育观。第五章是大学教学论,主要论述了教师的施教之道。朱熹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注重教育中“天地”境域中的营造,认为教师的施教是建立在对学生的“各正性命”的引导的基础上的。他一生讲学五十多年,将始于孔子的讲学传统推至鼎盛。这种流风余韵延续至近代仍然对中国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便是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尚有梁漱溟等人逆潮流而动,期望重振宋明讲学之风。朱熹的论讲精神对理性主义规制下的西学及其教育体制多有补益,其果决明快和化民成俗的优点也经梁漱溟等人的努力而重新焕发了生机,这有助于造就一批民主宽容、信念坚定、风骨朗朗的醇儒明师,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重任。第六章是大学价值论。在读书的价值导向上,朱熹一直坚持对科举之学的批判,大力倡导“为己之学”。“学之为己”揭明了朱熹对学问、对教育、对修学的基本态度。虽然“己学”开创和奠基于孔子,但正是经朱熹的表彰而发明光大。永嘉学是“为人之学”的典型代表,一直致力于科举时文之教,在帮助士子们考取功名方面所提供的便利远远胜过理学,但是有着含糊、穿凿曲解、缴绕狭细、自欺之病。作为最为“实用”的科举之学,永嘉学派最终却被历史所淘汰。朱熹的四书教育不着意于时文,只重视切实可用、超越世俗功利的义理之学,最后却反而成为引领科举的纲维之教。永嘉学派的没落与朱子理学的崛起这段文教史足以为鉴,其中彰显出的历史智慧提醒今天的大学管理者要远离某种功利主义的误导,不能在现实中对市场、对资本亦步亦趋,成为功利主义的婢女,大学必须在流俗中卓然独立,博厚悠远,有足够的气度和高超的识见来超越并引领现实而不是停留在顺应与迎合现实的层面上,唯有摆脱了敲门砖或其他的某种工具性的定位,大学自身才不至于瓦解。第七章重点论述了古典大学观的现代意义以及这种教育观对今日高等教育的启示。首先,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逐渐失去了天地视阈,造成了教育精神的某种失落,“大人之学”也明珠沉泽,这引发了诸多教育现代性的症候。但朱熹文教思想中的天人传统启发我们重新引入“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启古已有之的天地视阈,拓展对“人”的理解空间,以“天地”作为大学教育的广阔境域,超越教育现代性的种种狭隘与偏差,赓续博大、厚重而悠远的古典教育传统,并将大学重新安放在“天地”之间,抵制住现代性给大学带来的种种矮化与降格。其次,朱熹学以为己的教育精神不啻于一贴功利主义的清凉剂。他倡导“体上工夫”来帮助学生建立自我,鼓励青年将目光从流光溢彩的诱人外物上收拢在自家心地上,获得视野上的一种拓展与转换,顺着人性中为善的本性踏实地向上攀升,最终本固枝荣,行之能远。第三,朱熹所言的大人之学是一种“合一之学”,他强调从琐碎的格物致知中体察浑然一体的天理,这是一种下学而上达的路径。今日的大学教育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学”,注重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而不再“上达”。“一学”所救治的时代问题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零散的信息和狭窄的学科,还要努力将各种知识“往上提”,升华到“大道”。总之,朱熹基于深湛的理学思想在教育事业中不遗余力地鼎故革新,彰明了新的大学理念,编订了新的教材,开发出新的课程体系,并且采用了新的认识论,振兴了官学之外的新学校（书院）。他虽然没有出版过独立的、系统的教育学论著,但是在经典集注、文集和语类中早已阐明了自己的大学教育主张。因而,我们可以公允地讲:在西方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古老的东方还另有一种失传了的、奠基于天人合一的教育传统之上的“大学”,而这种大学观还被排斥在今日的现代性教育学的整体视野之外,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大学”丧失了生机,而是因为现代教育失掉了这一重广阔的视野和恢弘的想象力。教育现代化应保持对现代性的超越,置身于更为广大的天地里面。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天地视域的关照下,走上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古典教育之路。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摆脱教育现代性的阴影,中国大学亟待开启另一重端绪,要在对传统教育精神的赓续和返本中,开出新时代教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