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之后,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认为,人的消费决策并不仅仅是在孤立状态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效用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来自于与他人的对比。因此,一件物品价格越高越能体现购买者的财富和地位,就越受到追捧。在奢侈品消费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凡勃伦效应”,凡勃伦效应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效用函数仅以商品消费数量作为自变量的定义。在人际对比中的炫耀因素是否是解释炫耀性消费的唯一原因呢?根据以往西方学者的研究,如果在一个社会结构等级明晰的环境下,或者消费者已知彼此的历史信息和个人素质,那么炫耀性消费就失去了其作为个人信息发射机制的功能,消费者也就丧失了炫耀性消费的动力。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案例,来证明即使是在一个结构明晰的环境,奢侈性的消费仍然存在；或者炫耀性消费的动力不局限于夸耀的成分。因此,本文认为,炫耀性消费还存在一种维持人际网络的功能,借以获取利益的功能。人们通过这样的消费来形成团体,并杜绝免费搭乘者。这样的团体能给团体内部成员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公共物品-----生意信息的交换,人脉的资源,或者是紧急情况下的融资帮助。由奢侈消费带来的这样的效用,是除了物理效用,炫耀效用外的第三种效用-----社交效用。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对面子和人际关系的重视也使得社交效用的因素在这种炫耀性消费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在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案例,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炫耀性消费动机的修正模型,将社交效用纳入其中；然后通过案例访谈首先了解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形成初步的推论；最后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搜集数据并利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以验证访谈得到的结论。在文章最后,分析所得的结论,并提出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