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关系到案件事实的查明,进而影响到准确定罪量刑。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为庭审实质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被多次提及。然而自改革以来,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未有所改善,证人出庭作证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证言笔录依然是庭审当中的主要证据形式,被告人的质证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试点地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探究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效果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文简要介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基本理论和庭审实质化的内涵,并分析了庭审实质化与证人出庭作证之间的关系,即庭审实质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以及证人出庭作证对庭审实质化的促进作用。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成都市两级法院、广州市两级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庭审实质化试点中证人出庭情况的研究,发现虽然各试点法院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促进证人出庭作证,但试点地区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改善并不明显、书面证言的依赖性依然很强。并进一步分析改革效果有限的原因,以法院为主导的诉讼体制改革未能突破当前的法律限制而只能是对当前法律制度的细化和修补,试点地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改革重点是在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方面,并未动摇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卷宗中心主义的审理模式,也并未涉及到相关的证据规则,因此并未能够在提高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第三部分中,通过分析得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诸如证人不愿出庭、法官和检察官对于证人出庭的积极性也不高、庭审对于案卷的依赖性依然较大等,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法律原因为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以及以案卷为中心的审理模式下,证人出庭与否对案件结果难以产生实际影响,并且法官对于应当出庭的证人范围自由裁量权过大、书面证言具有同样的证明能力、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不完整、证人保护制度不完善等。在第四部分中,本文针对当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意见,设立程序法官适当阻断侦审联结、确定应当出庭的证人的范围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证言笔录应当失去效力、确立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和经济补偿制度,以期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