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各国行政协议实践的总结,发现在合意的基础上签订,同时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行政优益权以保证行政主体在签订、履行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实现特定行政目标,是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双重属性的独特所在。在此基本前提下,吸收并衔接行政行为之废止和民事合同之解除的制度原理,对理解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单方解除权的现实状况,并明确其可行的分类方法以及行使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对行政主体单方解除权的理解,以规范基础的公私属性为依据进行分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结合公法和私法两概念的功能价值,从公共利益在行政协议之合同目的射程范围内还是外来理解单方解除权的实践功能。因此行政主体单方解除权可分为非常解除权和一般解除权。两者因为公共利益的范畴不同,在行使条件方面得以区分。据此而对单方解除权进行的分类,从积极行政与消极行政之理论、合同当事人与合同监督者角色之理论出发亦能够找到其学理支撑。分析行政主体解除行政协议纠纷的相关案例后,发现在司法认定中存在非常解除权和一般解除权区分混乱,以及公共利益解释模糊的问题。对非常解除权和一般解除权的区分问题,应当充分把握行使单方解除权的功能所在,采取不同的认定路径。对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应当采取严格的论证方法,通过价值填充和利益权衡实现公共利益在个案中的具体化。除了司法上的实体认定,行政机关还应当在听证、期限、补偿等行政程序的制度方面对非常解除权和一般解除权予以不同程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