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道家经典之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道德经》在国内外的英译本已经超过200种，成为世界上继《圣经》和《薄伽梵歌》之后发行量最大的作品。因此该文本引起作者关注并最终决定予以研究。　　 1990年翻译文化派旗手之一苏珊·巴斯内特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由此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同年，翻译文化派另一旗手勒弗维尔在其专著中提出了“翻译即重写”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制约重写的主要因素，重写理论注重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层面研究翻译现象。90年代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较为激进的异化理论，该理论对英美翻译界盛行的“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方法提出质疑,并提出翻译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通过提倡“抵抗式”翻译来抵制英美文化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主义。　　 长久以来国内外有些学者视“形合与意合”问题为语言学所特有的研究课题，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凸显说话者的思维方式。《道德经》是用一种特别模糊、飘忽不定和富有诗意的语言写成。事实上，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就曾把文化细分为生态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语言结构的差异己被公认为研究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作者选取理雅各、林语堂和梅维恒的三个《道德经》英译本，通过对原文本和三译本中的形合句与意合句的对比分析，作者指出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提出典籍英译中译者应注重汉语意合特征的传递，从而达到真实传递中国古人思维方式，传真中国文化以及丰富和发展英语句法的目的。　　 本文作者运用重写理论和异化理论对上述三英译本分别从文化负载词，形合与意合以及归化与异化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方面三个译本都存在缺陷，在形合意合方面林语堂的译本更加注重汉语意合句的传递，而在文化因素的处理上梅维恒的译本因多采用异化策略更胜一筹。作者最后指出在翻译《道德经》这种“中心文本”时宜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哲学核心术语以及某些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应提倡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而在句式的翻译方面作者认为译者应注重汉语意合特征的传递，从而如实传递中国文化以及最终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