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罪“数额+比例”的入罪标准和逃税免责条款是本罪名的立法特色。逃税罪的“数额+比例”的双重入罪标准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容易出现诸如缺乏可操作性、浪费司法资源、适用不公等实践困境。采用单一的“数额”标准可以解决上述困境,而且由于逃税罪免责条款提供了宽宥的机会,所以不必担心采用“数额”标准会产生动辄入罪从而造成市场环境动荡等问题。逃税罪初犯刑事免责条款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节约了司法资源等积极效益,但也存在刑罚种类单一、免责适用罪名单一以及免责的适用条件过于宽松等一系列问题。丰富逃税罪刑罚的手段并对免责条款适用加以适当的限制,既可以更好贯彻宽严相济的立法政策,又可以保持刑法的权威性从而有效地震慑逃税行为。逃税行政责任前置程序不仅可以更好贯彻逃税罪免责条款中的谦抑精神,而且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但在实践中依然会出现公安机关直接对逃税行为立案调查并移交审查起诉的情况出现,最后又被法院认定程序不合法,从而导致司法工作徒然枉费。为了规范法律的适用以及行为人能够平等适用,有必要明文规定行政处罚作为逃税罪的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