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便佛报恩经》是在中国流传甚广的一部劝善孝经,也是典型的本生经。《报恩经》虽然并非中国人所写,但从很多层面上表现出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这样的中国化是佛教经典在自行发展中本身的中国化,是在世俗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因此,这样的中国化是义理上的而非地理上的,是事实上的而非名义上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变化是向着中国哲学或者说儒家哲学的理趣和走向而行的,就可以称之为中国化。在伦理上,《报恩经》提倡孝慈,以舍身本生说明佛菩萨孝养父母之难行苦行,并进而在轮回的视角下将舍身的对象扩大到一切众生。这种舍身的思想也影响了儒家,成为了被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孝行。佛教也以孝慈为基础,进一步阐发了佛教伦理,使孝慈中包含了更多的佛教思想。在逻辑上,《报恩经》主张报恩,本生的逻辑从印度传统的善恶不变发展到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善恶有报。报恩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报恩提升到本体层次,这样的报恩事实上也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证方法。在教化上,《报恩经》言说方便,以提婆达多本生说明方便法门不可思议。提婆达多在小乘中被当做恶人,却被大乘称为菩萨。大乘菩萨为摄入众生显示种种方便化像,也愿为众生入于地狱。这也是在暗示孝慈,报恩都是方便法门,是为摄入中国信众的讲法,应更进一步探寻其中的深奥义理。在解脱上,《报恩经》强调发心,以发心和发愿本生来阐释易简法门。从小愿到发心再到大愿,从小乘到大乘菩萨行的路径一览无余。授记思想也在其中展开。这样的易简法门最终落实为净土信仰的修行,只需一念正信便可解脱。正是由于符合中国人的思想,《报恩经》在中国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从《报恩经》所体现出的中国化,可以看出大乘佛教本身自发世俗化进程中与中国传统暗合的趋势。这样的中国化可以被称为非典型中国化,可能是地缘的、选择的、翻译的、流传的以及世俗的。事实上,这样不以中国人为主体刻意造就的中国化更能反映佛教本身理论的圆融与强大的适应能力。从另一个角度,也更能反映中国思想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