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社会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和Web2.0技术推动下,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已经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的重要渠道。风险与新媒体的相遇为风险沟通的优化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让风险沟通变得更加充满挑战性。政府作为风险沟通中的重要主体,在发布风险信息、回应公众需求、正确引导舆论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但是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政府风险沟通往往存在着官员沟通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政民互动不足等问题,制约了风险沟通效果的实现。因此,对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政府风险沟通效果进行研究,为政府提高风险沟通效能提出优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以往的风险沟通研究往往以认知、态度的改变作为风险沟通效果的衡量,但认知与态度的不可观测性为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限制。通过文献调研,本文提出以议程设置效果作为社交媒体情境中风险沟通效果的观测变量,以危机与风险沟通理论和风险沟通层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政府与公众互动的阶段-内容分析框架,并根据议程设置理论解释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在厘清概念关系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python爬虫工具采集了2020年1月1日至2月29日有关疫情的政府与公众微博数据,使用LDA主题模型对微博内容主题进行挖掘并分类统计,以主题发布占比作为议题显著性测量,分析政府与公众关注的议题一致性与差异性的整体特征和变化趋势,再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交叉滞后相关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公众的议程互动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政务微博在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中发挥了权威信息发布的作用,政府是风险事实信息的传递者;（2）公众微博关注议题多样化,公众是风险反思议题的助推者;（3）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下政府与公众议程互动关系呈现共振与博弈关系,政府和公众在议题类型的整体关注上一致性较高,具体阶段下的侧重点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出现部分议题偏离和议程争夺的情况;（4）在风险潜伏阶段,政务微博议程设置能力较强,但存在风险沟通错位的问题;（5）在危机暴发阶段,政府与公众议程互动密切,存在均衡的双向议程设置效果,政府回应推动双方议程达成一致;（6）在危机缓和阶段,政府与公众议程互动密度下降,出现议程断裂。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优化风险沟通的对策建议:第一,完善风险沟通制度化建设,加强以受众为中心的信息发布;第二,构建高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及时回应公众需求;第三,平衡信息收集与行动决策的关系,把握沟通时机;第四,加强公众风险意识教育,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第五,发挥社交媒体优势,提高议程设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