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在动态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定位与审判机关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性,以及《监察法》的法条规定中既有对刑事实体法的借义,也有对刑事程序法的考量借鉴,这使得其在实施主体和法律规制两个源头性问题方面,自然延伸出监察工作中的一系列分支性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时间短、实践探索周期循环慢、暴露问题不全面等问题,造成了《监察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等现实性问题。以《刑法》对标《监察法》进行法法衔接适用疑难思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主体被扩大到“公职人员”使得两者的权力主体范围边界不明晰、“其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这一兜底条款与《刑法》中兜底条款的旨意相比模糊,以及单位这一犯罪的特殊主体在监察范围的缺失。其次,《刑法》中“自首”,“立功”与《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在刑事实体意义上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再次,《监察法》中缺乏《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实体性规定,没有追诉时效中断、追诉时效延长等制度设计,对于特殊情形的适用也存在障碍;复次,在监察人员履职期间的违法行为规制,对监察人员主体身份的入罪匹配困难,且相关刑事责任的出罪门槛过高,导致传统《刑法》“定罪+量刑”的模式的无法适用。《监察法》与《刑法》的规范使用衔接必须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应当在宪法的同一性视角之下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充分考虑《监察法》和《刑法》的阶梯性位次关系,正确理解《监察法》与《刑法》具有一致的内在规范运行逻辑。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倡导《刑法》解释路径优先,基于文义进行目的性规范解释,将监察人员纳入《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并进一步通过立法解释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将“自首”的时间节点认定为监察机关初核或在被调查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时,考虑“立功”规定将被调查人也列入从宽处罚的主体;通过立法修正案,增设《监察法》追诉时效的中断、延长的规定,追诉时间定为3年较为适宜;修改《刑法》中司法人员的认定范围,将监察人员纳入职务犯罪的打击范围,并增设预防性的《刑法》罪名,实现预惩并轨的立法目的,促进政务处分和刑事责任的合理过渡,继而确保深化腐败治理的体系化和法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