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上承最终目标，下启政策工具，反映传导机制，体现政策原则（规则或随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货币总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越来越差，因此关于中介目标本身有无必要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取消中介目标的论述也越来越多。而这种观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介目标的名义锚(Nominal anchor)功能。　　如果必须要有一种名义锚，而利率与货币量又难以胜任，那么这种名义锚是什么？货币量指标的失势本质在于其相关性问题（当然不排除其其它方面问题），而相关性问题是金融型变量的通病。越是贴近于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操作工具）、越是远离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就越不稳定，越是可能随着经济、金融制度与结构的演化而被淘汰，而这种演化是越来越快了;与此相反，越是远离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操作工具）、越是贴近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就越稳定，越不容易随着经济、金融制度与结构的演化而变化。这种新的中介目标显然不是金融型的，而是非金融型的。　　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就是这种新的非金融型中介目标的代表。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的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根据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率目标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由于基础货币投放难以确定、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等原因，致使现行货币供应量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均同货币政策对中介目标的要求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因此，在我国，首先应放弃货币量目标，避免其严重干扰了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的情况，改变重视中介目标（货币量）而忽视最终目标这种舍本逐末的情况。其次，将利率、货币供应量、经济景气指数、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开着眼与通货膨胀目标。第三，努力创造条件，把通货膨胀目标这个名义锚引入中国货币政策之中，逐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