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目标的选择是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因为中央银行往往无法直接控制最终目标，必须通过一个中介目标来间接实现对最终目标的控制。这个中介目标制定的恰当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成败。选择中介目标必须满足三个标准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常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
　　历史上西方国家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多采用利率作为中介目标;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货币主义逐渐兴起，很多国家转向货币供应量目标;但是进入90年代货币供应量已经逐渐不符合三个标准的要求。很多国家开始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逐渐转变的过程，并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但是这个中介目标的实际运行效果却受到很多质疑。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些货币政策的基本概念，然后从理论上阐述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包括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选择，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并对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践给予了回顾。
　　本文按照中介目标的三个标准对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进行了评价。认为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可测性是良好的;但是可控性较差;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较差。对于相关性分析，本文为了避免非平稳变量的虚假相关问题，没有采用总量指标而是采用了同比增长率指标。为了检验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果性，除了采用经典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以外，还采用了霍孚—皮尔斯检验(Haugh-Pierce test)。这些分析都表明，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较差。但是货币供应量目标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证明货币供应量M1和最终目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而且货币的流动性指标也值得重视。
　　本文不主张效仿西方国家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在近期也不可能实行利率目标和汇率目标。本文主张对货币供应量目标制给予完善，建立一个货币供应量为基础的、包括国债收益率、货币结构指标、通货膨胀等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同时加快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且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不断的对中介目标给予调整和优化。
　　在附录部分，本文对非平稳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性进行了模拟，证明非平稳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存在“虚假因果性”问题。而霍孚—皮尔斯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