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还存在不少贫困人口,他们面临物质资料的匮乏,享有的福利水平低下。因此,如何推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增进他们的福祉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自我国开展扶贫开发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漫长的扶贫开发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关注贫困问题,习总书记不仅多次到农村调研贫困问题,还提出了诸多有关扶贫开发的论述,特别指出了智力教育不足、人力资本存量低下是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并提出了要通过发展教育来缓解贫困。因此,本研究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在于测度教育在绝对贫困消减中的作用。另外,考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逐渐消减,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将日益凸显。在“后脱贫时代”,教育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否奏效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遵循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思路,将贫困细分为绝对收入贫困、相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以家庭为单位,将教育操作化为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采取pr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工具变量probit模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中的农村人口为研究样本,在对农村贫困状况和受教育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刻的揭示了教育对不同层面贫困发生几率的影响,以及市场化因素对教育脱贫效应的影响。最后,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后脱贫时代”扶贫开发政策需求的前瞻性视角,构建了具有可持续性、操作性的我国农村减贫政策。基于以上分析,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所示:就贫困现状来说,农村集生活水平、住房、教育、健康、资产为一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27.09%）高于绝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中,卫生设施、做饭燃料、生活用水、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贫困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06年,贫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非贫困家庭。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降低收入贫困发生几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市场化因素中,村庄市场化和家庭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削弱了教育对收入贫困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与之具有一种相互替代的效应,共同抑制了收入贫困的发生,但区域市场化程度对教育减贫效应（收入贫困）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解决收入贫困的根本在于提高收入,收入是衡量减贫效果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正向影响是一种均衡的效应,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在教育与多维贫困之间,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降低农村多维贫困发生几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教育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表现为:区域市场化和家庭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对降低多维贫困发生几率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教育与区域市场化、家庭市场化具有相互促进的效应,共同抑制了多维贫困的发生,但教育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却不受村庄市场化的调节。虽然本研究证实了教育的脱贫效应,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能否发挥教育的减贫作用、促进阶层流动,还要充分考虑到教育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如能否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否在学校到市场这个转化过程中将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变现”,基于此,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促进对贫困认知的转变,充分发挥教育的减贫功效,构建多元化的减贫策略,以期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应对“后脱贫时代”扶贫政策需求提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