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婚姻家庭制度正由于时代的快速变迁而受到冲击,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攀升,表明民众有着逃逸婚姻的倾向。现行法定的夫妻财产制难以满足社会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之一。由此,推动夫妻财产法的自治化,鼓励当事人自主安排夫妻财产关系,势在必行。本文第二章首先探讨了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法立法体系中的地位。自《德国民法典》的立法体系以来,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取得了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基石性地位。以合同法为例,其相较于民法体系中的其他价值原则,已经具有了优越性地位。但意思自治依托的法律行为理论,与身份法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在婚姻法的价值体系中,“个人主义”、“团体主义”、“国家主义”,分别构成了其三个价值维度。意思自治系作为“个人主义”的载体,“团体主义”、“国家主义”的制衡和防御工具发挥作用,其典型反映,是婚姻法中已经被广泛确认的婚姻自由原则。将婚姻视为契约的观点自古有之,其揭示了婚姻关系与合同关系的相似性,但婚姻关系仍存在非对抗性、笼统性、给付性不强等区别于合同的特点。本文第三章阐述了夫妻财产法在历史发展中所展现出的自治化趋势。夫妻财产法需要满足私有财产制下的主体“个体化”假设,而近代以来的法律发展有否定了古代的家庭财产模式,因此夫妻财产关系有了自治化的需求,其可自治的内容包括对财产归属、管理权限、债务和“非财产”利益的安排。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法律变革,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夫妻财产法自治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概括为:古代社会基于对婚姻的“神圣化”限制妇女的财产地位,但随着启蒙运动对婚姻的“去神圣化”,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财产地位。在当代社会,妇女就业率提高、女权思想的勃兴、传统家庭模型的解构,构成自治化趋势发展的现实动力。本文第四章探讨了我国当前语境下的夫妻财产法自治化趋势。我国在建国以前的夫妻财产法立法,即发生与古代传统立法和大陆法系法典化国家的立法源头脱离的趋势。建国后婚姻法立法主要受苏联立法的影响,其特点是:自我特征明显、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与财产法衔接不足。由此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自治而言,去一方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从现实角度考虑,我国夫妻财产法向自治化方向发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其原因包括:经济发展和家庭财富的积累、离婚率高企、独生子女政策、社会群体多元化、家庭财产收益类型复杂化以及“非财产”利益的估值困难。本文第五章讨论了我国约定财产制的制度完善问题。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在价值和功能上形成互补作用,在类型上,可以分为选择式和独创式两种。我国的约定财产制属独创式,其自治空间高,但整体架构和制度供给存在不足,需要完善其实施细则。夫妻财产协议的形式要求,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附加公证。夫妻财产协议的效力体系,在限制行为能力人缔约、代理、可撤销事由上具有特殊性。夫妻财产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原则有效,但与婚姻法定人身义务相悖则无效。夫妻财产协议应当以婚姻登记机关为公示机关,采公示对抗模式。本文第六章了探讨意思自治视角下的夫妻债务规则解释论。夫妻债务规则的核心问题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的效力认定。《夫妻债务司法解释》颁布之前的解释论路径不够完善,而司法解释重新确立了以意思自治原理为基础的规则体系。《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中的“用途论”规则,不宜采“家庭利益”解释路径,而应采用“追认推定”解释路径。对于夫妻恶意避债,债权人可通过主张债权人撤销权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对于夫妻债务纠纷中的举证责任,法官宜作灵活配置,适当降低债权人的证明责任。夫妻债务规则在订入民法典时,“共同生产经营”的表述应作调整,无需设立特殊的清偿规则,其类型列举可作重新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