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研究 ——以“肖战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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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网络的聚合,过去单一的粉丝活动往往变成大规模的群体聚集,由此而来的粉丝各种非理性媒介行为变得极为突出,波及范围也呈现扩大化趋势。而微博多次成为粉丝们的主战场,在多方面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因同人文作者@迪迪出逃记将附带关于肖战的同人文链接发布至微博平台,引起肖战粉丝做出一系列非理性护主行为,并给多方群体造成伤害。与此同时,肖战粉丝的各种疯狂举动也受到其他群体的强烈指责,引起网络舆论一片哗然,久久未消退。因此,本研究选取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肖战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该案例,分析肖战粉丝的非理性媒介行为,以期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分析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相结合。具体而言,本文总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网络粉丝以及非理性媒介行为进行概念界定,阐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对于粉丝的分类有多种,比如以喜欢的偶像数量为分类的cp粉和唯粉。cp粉指的痴爱某电视剧中被设置为情侣的一类人群,而唯粉指的是只喜欢单一偶像的人群。本文中所研究的粉丝侧重于肖战唯粉,即只喜欢肖战的粉丝,在网络中是肖战的忠实追随者与拥护者。其次笔者通过对肖战事件的梳理,总结出肖战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的具体表现,包括两大表现:一是肆意妄为的集体举报,二是不分是非善恶的语言暴力。其后,笔者对该事件中,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此次事件,对文化、肖战本人及粉丝、他人以及网络环境都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第二部分,笔者结合肖战事件,从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网络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产生的内部主观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了解粉丝社群内部的组织架构与运作,与肖战粉丝进行深度访谈,并考察粉丝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场所:微博超话,分析其内容文本,从而探析粉丝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研究得出,内部主观因素总共包括四个方面。网络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产生的内部主观因素,既有主动性因素,又有被动性因素。同时还有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非理性媒介行为。首先,基于个体的认知偏差使网络粉丝主动作出非理性媒介行为。认知偏差总共包括两种,第一个是粉丝心理投射下的认知偏差,肖战即是理想中的自我。其次,是在晕轮效应的认知偏差,晕轮效应下使得偶像完美无缺。由于粉丝与明显之间的虚拟距离,肖战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于是,当关于肖战负面的信息出现时,粉丝受到刺激,出于要维护理想中的自我与保护肖战的完美形象的目的,粉丝们便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冲动,这种情感的冲动就也就造成了粉丝的非理性媒介行为。其次,基于自我需要也使网络粉丝主动作出非理性媒介行为。使得肖战粉丝产生诸如举报、辱骂等性质的非理性媒介行为,其实是粉丝群体内部存在的诸多机制,粉丝基于自身融入到群体内部后的需要,因此主动作出种种行为。其中的自我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爱与归属的需要,二是对权力的渴求。第三,基于群体压力,使得部分粉丝群体被迫作出非理性媒介行为。粉丝个体为了融入群体,或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个体往往对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这也就是所谓的群体压力。在肖战事件中,粉丝压力包括害怕被孤立的压力还有粉群成员的言语压力。最后,是无意识的非理性媒介行为。其主要由粉群领袖先带动部分群体高昂情绪,而个体与群体处于高度的组织黏连状态,个体极易受到群体情绪感染,个体开始无意识的盲目从众。第三部分,笔者对网络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产生的技术与媒体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对新浪微博进行具体考察,研究新浪微博的产品机制对粉丝产生的影响,并结合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媒介表现、与事件有关的微博文本内容,来分析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产生的技术及媒体因素。其中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微博的技术偏向性导致粉丝异化。微博的使用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从而强化粉丝群体偏见。信息茧房的形成包括两种,一是选择性接触形成的信息茧房,另一个是严格的信息阻断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同时微博内容限制与碎片化传播弱化粉丝思辨能力。第二,微博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粉丝养成了非理性举报的惯习。粉丝们长期在微博中活跃,养成了不满意即不合理的概念认知,以及养成了快速+大量的行动逻辑,于是,由于一边是微博用户违规标准不明晰,一边是用户投诉反馈时常无效,在没有一套合理标准化的流程下,导致粉丝们极易养成自己的概念认知与行动逻辑。并且,他们还会把从微博上的非理性行为惯习,延展到别处,从而使此次肖战事件波及范围进一步扩散。第三,举报中混合的谩骂行为,主要由于微博的前台匿名特征,给了粉丝不受控制的错觉,因此在疫情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粉丝开始极端宣泄焦虑。最后,微博平台上,起重要作用的总共有两类媒体。一个是主流媒体,一个是自媒体,主流媒体此次滞后性特征非常明显,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微博平台上大量猖獗的自媒体营销号,在特殊节点利用粉丝们的暴戾之气当作自己的商机,自始至终都在煽动粉丝们的情绪,加速非理性的蔓延。最后一部分,通过对上述原因的分析,提出对网络粉丝非理性媒介行为的防范与引导对策。粉丝内部、媒介平台、媒体、政府应该形成合力。粉丝内部层面,个体应正视偶像身份,分清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群体内部要制定标准合理的行为规范,加强粉群领袖内部自纠。媒介平台与媒体层面,主流平台要正确把握好时效度,而微博平台要优化自媒体收益路径,以单一流量考量转向多维度考量,从而规范约束自媒体行为。还要下沉实名制的影响力,让后台实名发挥其真正作用。政府层面要履行好政府职能,进行特殊时期的网络粉丝心理宣泄的实时预警机制,还要完善粉丝心理咨询疏导服务体系。最后,要制定一系列话语明确、针对性强的特别法和专门性法规,从而促进粉丝群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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