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处理生活垃圾是一致面临的难题。在促进垃圾回收利用最大化的驱使下,欧美发达国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垃圾分类实践,并证实经过精心设计的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具有显著成效。对照欧美发达国家的推进历程,我国从2000年正式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治理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国内缺乏一套完善的政策设计体系,无法对垃圾分类实施精准治理。众多试点中,上海市逐渐探索出良好的垃圾分类治理经验,在2022年,其治理经验被全国人大以“上海模式”高度概括凝练并向全国推广。考虑到本土经验的适用差异,本文将上海市作为研究的对象。垃圾分类的治理涉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其具有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质容易诱导参与主体产生投机、搭便车行为。为避免消极行为的产生,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极为关键。而实现的方式与政府扮演的供给角色相关,该角色又在政策文本中予以反映。由此,本文结合公共物品、政策工具理论,依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供给的高低程度,划分出强制类、市场类、引导类、自愿类政策工具,分别对应政府承担的直接供给、主导、引导、协调角色。据此,本文继续构建政策工具维度、垃圾分类过程维度的文本二维分析框架,对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政策设计着力点、优势与不足进行梳理与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既为上海市优化垃圾分类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靶向助益,更为助推垃圾分类的高效、精准治理提供新参考。依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从政策工具维度看,强制类政策工具是当前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设计的着力重点;从分类过程维度看,垃圾投放、处置是上海市当前的重点关注维度。第二,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设计的优势在于:（1）注重多部门配合、牵头单位主管工作;（2）注重过程维度、时间维度与工具类型的调适。第三,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设计的局限在于:（1）政策工具结构不合理,具体指工具设计缺乏柔性、缺少发挥空间、政策子工具尚未发挥组合效应;（2）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具体指政策工具在过程维度缺乏侧重、政策工具与过程维度对应不足。针对局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比例,包括适度降低强制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加强其他3类政策工具的运用;发挥政策子工具的组合效应,形成合力。（2）提高垃圾分类过程与工具类型的匹配度,包括适度均衡垃圾分类过程的政策工具运用;精准匹配政策工具与作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