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父亲”既是历史变迁中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的重要文学形象。作家们在塑造不同的父亲形象时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崇父”,有的“渎父”,有的“审父”、“弑父”,有的“寻父”,等等。余华也有不少小说写到父亲形象,无论是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是在转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他经常选择家庭作为写作的立足点,并借助家庭中的父亲这一形象来表现“寻父”的主题。当然,余华不只是单纯地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父亲”既是历史变迁中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的重要文学形象。作家们在塑造不同的父亲形象时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崇父”,有的“渎父”,有的“审父”、“弑父”,有的“寻父”,等等。余华也有不少小说写到父亲形象,无论是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是在转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他经常选择家庭作为写作的立足点,并借助家庭中的父亲这一形象来表现“寻父”的主题。当然,余华不只是单纯地通过父亲形象来体现“寻父”意旨,他更多地是通过主人公的“无父”处境及其父子关系来体现“寻父”的主题。无论是广受好评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是争议颇多的《在细雨中呼喊》《兄弟》和《第七天》等长篇小说,还是诸多中短篇如《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都涉及到父亲形象和对父子关系的描绘,不仅体现了余华对血缘伦理关系的思考,也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以及对寻父主人公的精神心理的探寻。本文以余华小说的“寻父”书写为研究论题,试图系统探讨其多方面的特征,包括“寻父”的深层根由、“寻父”书写的深层意涵、“寻父”书写的背景及价值等等,进而揭示出其“寻父”书写的独特性和重要意义。在余华的小说中,主人公“寻父”的根由主要是“无父”困境下的焦虑,即父亲的缺席。父亲的“缺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父亲离世导致的缺席,另一种是父亲虽在世但形同虚设,这两种情况使得主人公不管是出于生理意义上的认同,还是出于精神意义上的需要,都处在一种寻找“父亲”的迫切渴求中。当然,这种“无父”的状态也将“寻父”的深层原因指向了存在的惶惑与迷茫。从余华小说中“寻父”的意涵来看,他笔下的小说主人公寻找“父亲”,主要有三大意涵。第一是寻找“血缘之父”的庇护。在余华的小说中,总是不乏在绝望中呼喊的孤独少年形象,他们渴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们寻父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试图重塑混乱、失序的家庭伦理的过程。第二是寻求“精神之父”的引领,余华小说中的子辈,有的虽然亲生父亲尚在人世,但却未能得到其关爱,他们依然缺乏一种切实的精神上的支柱,这使得他们常常偏向于真正给予自己生活保障与精神保护的养父或继父,由此导致生父与养父、继父之间的对比与反差,相关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重建时代精神的呼唤。第三是寻找自我,余华小说中那些年轻的主人公一方面是在“失父”的无助中寻找“父亲”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精神指引,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自我意识的弱化而努力寻找自我,他们的“寻父”既是在找寻自己失落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在寻找迷失的自我存在。探究余华小说的“寻父”书写的原因与独特性,我们发现,余华进行“寻父”书写并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有余华自身的父子关系体验的影响,作为父亲的余华和作为儿子的余华的生命体验,促使他常常涉笔父子关系。除了父子关系体验带来的影响外,余华小说的“寻父”书写也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传统伦理因素的牵引。而较之其他作家的父子关系书写,余华的“寻父”书写既鞭笞了丑陋父法,又凝练了父子温情,其创作体现了从父子对立到父子温情的转变,以及从“人”的危机走向“人”的复活的变化。
其他文献
就像“爱”和“死亡”一样,“成长”也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针对有关成长的问题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和思考,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创作成果。他们富有激情和思想内涵的作品,为读者揭开了关于成长的奥秘及其种种艰险。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自登上文坛以来创作了近百篇小说,其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到成长书写,这类小说作品着力描绘人物的成长轨迹,展示丰富多样的成长景观,述说主人公的成长之痛,并
母性行为是雌性哺乳动物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度保守的动机行为。母亲通过为其后代提供营养物质、庇护所、情感慰藉及其他母婴互动来形成母子间的依恋关系,确保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女性在围产期吸烟都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母亲围产期吸烟会使后代出现神经发育异常、行为情感障碍等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对后代造成持续的健康风险。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母性行为的完整性会因为围产期药物滥用而受到损害。但
“半殖民性”是中国近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相比于菲律宾、印度、缅甸等完全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我”面对“他者”时复杂的情感态度,中西文化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相反,其中充满了向往、矛盾、痛苦、误读、反抗等多种情形。晚清科幻小说,便是诞生于那个极具文化间性的时代,一方面它用向往追赶的姿态诉说着有关于“科学”“启蒙”“救亡”的话语,另一方面又用奇幻的想象回归到民族、传统的乌托邦世
早在1838年,查理·惠斯顿公布他所发明的立体镜时,他只能使用几组略有差异的手绘几何图形来展示立体的视觉效果,因为此时距达盖尔公布他所发明的银版照相术还早了一年。活动影像出现之后,早期的许多电影先驱都曾尝试制作立体电影,还原现实世界的渴望一直潜存在人类的心中。传统2D电影利用透视法在银幕上产生深度的幻觉,但人们对于还原真实立体世界的追求从未停止过。历史上几次3D电影的兴起,都因技术问题而不得不再次
情景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功能,在饮食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间接促进体重增长的维持和加剧。Zhang和Coppin(2018)的肥胖与食物决策—基于长时记忆的理论模型提出,情景记忆的编码和提取对食物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人们可以从情景记忆中获取信息,并通过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在记忆的提取和整合中发挥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超重者的情景记忆受损,具体表现为编码信息能力中断,对即时刺激的项目记忆能力受
明末清初是文人绘像、题像之风的渐盛时期,此时拥有多幅画像的文人比比皆是。朱彝尊于康熙十一年请画家戴苍绘制《烟雨归耕图》,意图明示归隐之心,随之文人争相题咏。顾修《读画斋偶辑》中收录朱彝尊传世四幅画像,其中便有《烟雨归耕图》。此图是最早出现的“归耕图”类画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本文以“朱彝尊《烟雨归耕图》及其题咏”作为论题,以顾刻本《烟雨归耕图》的画像以及题咏文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梳理所有与朱
电影兼具双重属性,既是商品、又是媒介;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广告载体;其传播核心为电影受众。电影艺术所独具的身临其境的视听享受和全方位的感官刺激,拥有其他媒介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其媒介价值会随受众转移而变化,因电影档期、城市地域、内容类型等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热度和效度迁移。因此,电影的市场票房表现成为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票房高低不一定和电影自身的艺术性成正比,但一定与市场受欢迎程度息
“边缘”与坚守,是孙犁晚年的重要特征。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在孙犁身上构成一组互为因果的关系:“边缘”是其守住文学理想的方式,坚守的文学理想与文坛的格格不入是他退守书斋、走向“边缘”的主要原因。“边缘”选择既是孙犁现实生活状态的体现,也传递着一种独特的文学态度。从某种意义来说,“边缘”构成了孙犁特殊的观察点,为其提供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使他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清醒者。同时,孙犁的“边缘”生存状态由
纵观1980年代文学的总体状况,呈现出鲜明的潮流化特征,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不断涌现,交错共生。先锋文学以挑战主流的姿态出现,回到文学本身去建立“纯文学”空间。在这样的文学史结论支撑下,学界对先锋文学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文学内部,侧重分析先锋文学的内生力量及其创作内容的上的变革与创新。但先锋文学不止是形式和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作家为什么要追新逐异?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为什么是在1980年代
随着空间叙事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研究者们逐渐把目光聚集到了电影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上。重庆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别具一格的文化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导演的关注,重庆电影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导演们对叙事空间的把握与运用。具体而言,重庆电影的空间叙事是指导演对重庆这一叙事空间如何进行选择、加工和创造,进而把重庆叙事空间作为推进叙事进程以及叙事表意的重要手段,最终创作出具有强烈的空间叙事属性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