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学角度看,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与20世纪20、30年代风靡全国的“中国化”思潮有着历史的承接性,“中国化”思潮是中西文化碰撞中,国人不断文化反思的结果,是文化自觉的产物。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最先是在文化层面成熟继而推进到政治层面中去的,也就是说,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经历了一个文化层面的探索阶段,这又以“新启蒙运动”为代表,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从文化层面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思路。1937年后,大批参加“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工作者奔赴延安,把在文化层面业已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火种”带了过去,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产生共鸣,文化与政治有机结合共同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帷幕从此拉开。自此以后,党的理论工作者从方法论层面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不断翻译、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整理、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三要件”:外源性理论、内生性理论和社会现实日益具备。以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得以成熟并正式确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索与政治探索有机融合的产物。为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扩大其影响力,深化其理论性,在毛泽东倡议下,党的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三民主义”论战,主导并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和“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对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回击,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科学、顺利发展。得益于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被运用到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去,实现了由认识到实践的第一次飞跃。在边区实践基础上又随即产生了由新实践到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于1940年被毛泽东提出,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极大贡献。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为开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进入飞跃阶段。1942年整风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飞跃的正式开始。在运动初期,党的理论工作者由于自身和外部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主体性创作地位受到一定冲击,经过“王实味事件”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党的理论工作者大都完成了适时性的转变,而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历史进程中去,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宣传、研究毛泽东为手段在党内外竖立毛泽东的权威,并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为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确立提供了借鉴,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科学把握和深入研究都为实现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最后一章对理论工作者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做出浅显分析,力求突出他们地位的变化,找准他们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定位,并对他们的作用从五大方面进行了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