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政策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基本形式。本文针对国内外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近20年的文献，综述其主要研究方向和现状;发现研究其有效性及作用逻辑逐渐发展起来两个前沿概念，信号功能(signal effect)和增量效应（additionality），包括投入增量（input additionality）、产出增量(output additionality)和行为增量(behavioral additionality)。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16年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高企认定）为研究对象，首先明确了高企认定的政策路径，包括政策演进、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评价;其次以湖北省2015-2017年新三板企业为数据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样本选择偏差，进行了基于“增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分析;最后，本文还深入探讨了其有效性的影响机制——信号传递和股权结构。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整体而言，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高企认定对投入增量不存在显著激励效应;但能显著激励产出增量，创新激励效应水平从小到大依次为实质性创新、调节后的策略性创新、策略性创新。
　　第二，高企认定资质这块“金字招牌”能传递积极的企业质量信号和政商关系信号，但信号传递的影响机制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1)金融发展水平能负向调节高企认定的投入增量和产出增量激励效应;(2)股权流通性能正向调节高企认定的产出增量激励效应，但对高企认定与投入增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
　　第三，股权结构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1)股权集中度能负向调节高企认定的产出增量激励效应，但对高企认定与投入增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2)高管持股对高企认定与投入增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在利益趋同效应下，高企认定能显著激励产出增量;在堑壕防御效应下，高企认定对产出增量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能显著抑制实质性创新。
　　本文认为，促进企业蹄疾步稳走好自主创新之路，政府既要积极完善高企认定的制度设计，把好“入门关”，加强监管;也要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引导企业完善股权结构;还要加快培育和发展第三方力量参与科技创新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