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的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子女教育的担心和忧虑,已经成为很多家长的常态。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不是一种个体焦虑,而是存在于很多家长中,已演变成一种社会焦虑。其中,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表现最为显著。中产阶级家长出于对阶层差异的认知、对代际向下流动的忧虑,在面对当前教育竞争的激烈性和不确定性时,对子女的教育格外关注和敏感,经常流露出焦虑的情绪。然而,个体间存在差异性,中产阶层家长在子女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程度并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中产阶层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焦虑存在哪些差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之间产生差异?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市的33名中产阶层家长的访谈,对比分析在子女教育上高焦虑（比较焦虑）的家长与低焦虑（不太焦虑）的家长的差异,探寻导致他们产生不同程度教育焦虑的原因。研究发现,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差异主要体现升学择校、校外补习、子女学习表现、子女未来发展和亲子互动方面。（1）在升学择校方面,当所在社区对口学校的质量符合家长心中“好学校”的标准时,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心态不会太焦虑;当没有优质对口学校时,家长害怕子女择校失败,而表现出更为严重的教育焦虑情绪。升高中阶段,子女是否能升入普通高中,特别是升入优质普通高中,是家长教育焦虑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2）在校外补习方面,高教育焦虑家长担忧和恐慌报名校外补习班的数量、课程难度、子女所在的班型（依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校外补习机构也会设置分班机制）以及子女在补习机构的排名;低教育焦虑家长认真分析孩子的学习现状,理性决定是否为其报名校外补习机构。同时,孩子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很好地适应校外补习课程的难度和进度,家长不需要为此发愁和烦心。（3）在子女学习表现方面,高教育焦虑家长会非常忧虑孩子不理想的学习成绩、不积极端正的学习态度以及不良的学习习惯;对低教育焦虑家长而言,他们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学习态度主动认真并且学习习惯良好。（4）在未来发展方面,高教育焦虑家长担忧孩子将来是否能获得名牌大学的“入场券”,进而找到体面的工作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低教育焦虑家长能够理性的看待孩子教育问题,为孩子的未来做长远打算。（5）在亲子互动方面,高教育焦虑家长因孩子的学习问题而与其产生矛盾、争吵和冲突,而为紧张的亲子关系担忧和烦躁;低教育焦虑家长因和孩子关系和谐而融洽,不需要忧虑亲子关系。中产阶层家长产生不同程度教育焦虑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层面、教育层面和家庭层面。在社会层面,主要为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就业市场对学历的要求愈发严格以及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够完善;在教育层面,主要为初中后依据“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大体相当”政策进行分流和以“应试”为导向的“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刺激了当前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家庭层面的原因,是导致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内部出现分化和差异的最关键因素,家长教育期望的不同、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差异、以及子女学习表现的不同促使中产阶层家长产生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在上述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阶层力量、学校力量和市场力量三者之间嵌套在一起形成了中产阶层家长处身的竞争和紧张的教育环境,条件、心态和子女学业表现各异的中产阶层家长在此情境中呈现出教育焦虑的分殊。中产阶层家长既有对向上流动的渴望也有对向下沉沦的担忧,他们将子女的教育作为维持阶层地位和实现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学校分层促使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升学竞争的不确定性刺激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专业化的校外补习机构设置分层和筛选机制,进一步加剧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因此,为缓解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同时,灵活调整普通高中与中职的招生比例,满足人们想上普通高中的教育诉求。此外,应当扭转招生考试中“唯分数”这一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建立多元化教育评价体系。对于中产阶层家长而言,他们应当理性地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建立合适的教育期望,为孩子的发展选择合适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