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标志着通过发行公司债进行融资在我国得到了允许。此后,为适应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关部门多次进行改革,其中以2015年出台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最具影响力,直接带动了我国公司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长。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债券市场债市总存量达到110万亿元,其中公司债市场规模达到8.62万亿元,而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仅为58亿元,规模远远小于债券市场。债券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债券违约的发生。2019年全年违约债券达184只,同比增长47.2%,总金额为1494.04亿元,同比增加23.51%。随着投资者对债券的高度信任被打破,作为对债券投资者风险补偿的债券融资成本的重要性随之上升。研究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维持债券市场稳定发展、提高债券市场融资效率和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监管,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保护债券投资者,我国曾先后出台了多项法规对债券的发行及风险信息披露做出规定。比如2007年8月15日,证监会为对发行人编制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行为进行规范,出台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3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要求发行人在债券募集说明书的“风险因素”一节对债券和发行人的风险进行披露。然而面对逐年增加的债券违约事件,债券披露的风险信息质量受到了社会的质疑。比较遗憾的是,当前有关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披露效果的文本研究多集中在股票市场中,而规模更大的债券市场却很少有人关注。即便是在研究风险披露对债券市场影响的文献中,其更多的是利用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招股说明书、业绩说明会等间接文本,几乎没有利用与债券直接相关的文本进行的研究。另外,现有文献对风险披露的经济后果存在无用观、趋同观和趋异观三种不同的结论。因此选择与债券直接相关的文本——债券募集说明书,研究其文本中所披露的风险信息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做了如下研究:第一,本文选择了债券募集说明书这一与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文本,并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其“风险披露”一节中的风险信息披露水平进行衡量,研究风险信息披露对债券融资成本——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第二,本文通过控制衡量公司基本风险的定量指标,进一步检验了文本所披露的风险信息是否依然能够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第三,通过引入无形资产占比和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作为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中介变量检验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对风险披露和债券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第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国企与非国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的公司中,风险信息披露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不同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趋同观的观点。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债企业募集说明书中风险信息的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债券的融资成本,且这一结论在控制公司基本风险、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和利用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仍然稳健。第二,本文通过Sobel中介因子检验,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在披露风险信息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第三,风险信息披露在上市与非上市公司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在上市公司中,风险披露水平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而在非上市公司中二者不显著。第四,风险信息披露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也受到了所有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效果的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风险披露更有助于国有企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均值的公司相比,小于均值的公司的债券信用利差对风险披露水平更敏感。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开创性地研究了债券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素”一节的信息披露质量,丰富了有关债券融资成本影响因素和风险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文献。第二,本文为趋同观提供了理论支持,证明了风险信息的披露降低了债券发行人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债券价格发现,从而降低了债券融资成本。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抉择提供参考,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和识别能力,也可以为我国公司债券风险信息披露制度的修订提供经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