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合理行使政治权力是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是对个人财产安全的限制和侵害,会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这一悖论使国家理论成为制度变迁的研究核心之一。“国家悖论”在现实中的普遍化,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没有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国家理论构建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成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性前提条件。因此,本文在已有国家理论与国家实践现实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以暴力潜能与租金为核心概念的国家理论框架,并以此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与暴力潜能、租金及意识形态相关的制度变迁,为深化和发展国家理论做出一点探索性的努力。为表现国家制度的动态性,本文将“国家制度”重新阐释为“国家形态”一词,将“国家形态”定义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制度集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经济绩效,并选取暴力潜能与租金两个关键变量作为研究角度,从而减少了“国家”一词所带来的题目过于宽泛的问题,增加了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将国家形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国家、强力规制型国家和社会参与型国家,初始的国家是一个参照点,为重点研究的强力规制型国家和社会参与型国家做必要的理论基础。初始的国家以暴力潜能作为主要供给的公共产品,同时,暴力潜能也是对不支付租金者的威胁;强力规制型国家将制度强加于其管辖的决策主体,代替直接使用暴力收取租金,物质激励代替人身控制成为增加产出与维持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暴力精英建立起租金产生及分配的体制,以法定产权为对象的租金成为主要租金来源,社会成员缺乏政治权利来改变制度;社会参与型国家则形成了带有开放竞争性的创新租金和鼓励民众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在对暴力潜能和国家寻租行为进行限制的同时,也防止了国家退回到强力规制型国家。由强力规制型国家向社会参与型国家的制度变迁由集体行动的社会成员促成,强力规制型国家单方面强加于社会成员的制度既促成了有限的经济繁荣,又催生了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暴力潜能,分散的暴力潜能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聚集起来,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联合起来与国家进行博弈,在合作反对国家寻租成为重复博弈的均衡后,凭借暴力潜能垄断租金的现象会因市场机制的扩大而失去主导地位,创新租金随市场机制的扩展而成为主流;暴力潜能由国家垄断,按照法治化与制度化的程序加以控制,防止其成为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案例研究则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制度变迁,以暴力潜能、租金机制和意识形态为视角,从宏观角度展开案例分析,说明了与三个变量有关的制度变革: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由暴力精英控制暴力潜能向制度控制暴力潜能的历史,暴力潜能保证了经济建设的稳定秩序;行政垄断租金体制激励了官员以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其负面影响是阻碍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以及阻碍市场机制的完善,这是国家推进改革的原因;意识形态鼓励民众的逐利行为,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生产要素,防止国家因超前福利的制度化而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但也催生了部分不利于深化改革的思想。本文根据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的转型实践,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建设强大政党是推动国家形态向社会参与型变迁的必要条件;中国向社会参与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要逐渐消灭租金体制;解放思想,继续发扬重视意识形态转变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