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中提出了“美丽中国”这一概念,之后不断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要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这一理念。近年来我国也在法律层面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以此助力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建设。1997年《刑法》中首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以“污染环境罪”替换了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又在2013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和《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中规范了该罪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而每一阶段的法律规定都反映出了该时期有关法益的理念与观点。确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是对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也是通过现行刑法助力生态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的前提,但现阶段对于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依旧尚未产生定论。我国环境犯罪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1997年,这一时期,多数污染环境行为通过行政法予以规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比照1979年《刑法》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或玩忽职守罪处罚,主要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1997年——2011年,这一时期,刑法中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同时也逐步建立了刑法和行政法相互衔接的环境规制法律体系,主要以保护环境行政管理秩序为主,同时也要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2011年——至今,这一时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强调不仅保护环境管理秩序、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同时也要保护自然环境。关于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理论界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行政法益观、生态学中心主义法益观。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比较符合1997年前关注人类利益本身这一立法背景,但该法益观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而且存在轻纵犯罪的可能性;行政法益观注重对秩序的保护,但该观点的行政从属性过强,况且该法益观的解释过于形式化;生态学中心主义法益观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此观点保护的法益过于宽泛,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相符,在此之后刑法学界出现了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生态学人类中心法益观认为人类法益仍是污染环境罪的核心法益,动植物、水资源、大气等作为独立的环境法益,应当为刑法所保护。但是作为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人类生存的基础而存在的相关环境,才能够独立的成为刑法的保护法益。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潮流,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该法益观兼顾多重法益、符合相关立法规定、符合谦抑性的要求,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及人类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解决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疑难问题,因而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合理性,宜为当今我国理论与实践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