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确立了资本认缴制,取消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和法定的出资期限,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由法定变为自由约定。此次改革扩大了股东的自治权限,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打破了束缚在创业者身上的枷锁,激发了市场活力,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牵引作用。但问题在于,此次公司法的改革对我国国情考虑不足,亦未制定完善的债权人保护制度,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滥用资本认缴制的问题,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部分学者提出在公司存续状态下,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来解决认缴制滥用造成的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此制度突破了认缴制赋予股东的期限利益,导致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此制度争议不断。为缓解争议,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6条试图对公司资本认缴制滥用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两种具体情形:一是穷尽执行措施,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二是在公司债务后,公司决议延长出资期限。此种方式固然可以统一裁判思路,但在结论上值得商榷,在使用效果上也会削弱法律的张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从价值分析角度论证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结合司法现状提出构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建议,谋求在股东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实现平衡。首先,本文从学术界与实务界对“非破产加速到期”问题所持有的争议出发,进而梳理出本文所持的核心观点。认为部分学者主张的否定说可能会导致实务界舍近求远,并事实上形成对认缴制滥用的支持。任其发展,将不利于形成良善的法治商事秩序;而是否可以加速到期应区分情形的折衷说看似缓和,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支持“非破产加速到期”有助于形成理性的股东认缴秩序及理性的公司偿债秩序,保护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其次,在认缴资本制背景下分析“非破产加速到期”的必要性,该制度可使股东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弥补认缴制下配套制度的不足,也是权责一致原则与公司资本担保作用的体现。进而从制度演绎角度出发,探讨其在《民法典》《公司法》《破产法》上存在的法律依据,从而解决该制度无法可依的困境。再次,通过搜索近几年的司法判例来分析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困境,以期能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最后,尝试提出了“非破产加速到期”制度的具体构建路径,该制度可通过公司法明确规定、扩张适用公司责任财产制度、扩张适用补充赔偿责任制度、适用《民法典》中合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以及权力外观理论等路径实现。将催缴机制作为适用该制度的前提条件,尽量依靠公司内部程序解决问题,减少公司面临的诉讼问题,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然后,针对“非破产加速到期”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困境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应将“强制执行不能清偿说”作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判断标准,对补充赔偿责任的承担应赋予股东先诉抗辩权,细化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还需注重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从而使“非破产加速到期”制度的弊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