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是现货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根据数据统计,我国大宗商品电子类交易市场共计2461家,实物交易规模超过30万亿元①。其利用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为现货交易市场提供便利,在促进现货交易市场进一步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有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场所面临着涉嫌违规,甚至出现非法经营的法律风险。截至2022年,经近几年的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各省交易场所合并重组关停,数量已经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各类交易场所仅251家明确通过审核,清理整顿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其中,一个主要且现在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现货交易场所涉嫌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现象愈发严重。现货交易场所涉嫌非法期货交易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认定标准。针对此问题,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了商务部[2013]第3号令,发布《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现货交易场所涉嫌非法期货的认定除了依据商务部[2013]第3号令之外,还依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对现货交易场所的审查结果进行裁判。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现货交易场所的非法期货案件的认定,由于没有一个统一区分标准,造成了类似案件存在不同的判决结果②。此外,在认定非法期货交易案件中,是否需要行政部门进行前置性认定,人民法院也有较大的分歧。本文在对现货交易、期货交易、非法期货的定义进行界定,以及分析现货交易场所的法律定位和交易双方的法律关系基础上,主要从三个部分探讨现货交易场所的非法期货问题。第一部分引入了三个现货交易场所涉嫌非法期货交易案例,出现同案中不同法院依据商务部[2013]第3号令的认定标准却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还依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对现货交易场所的审查结果进行裁判,甚至需要行政部门进行前置性认定,否则不予审理。根据三个案子涉案交易情况归纳出争议焦点,即涉案平台的交易性质如何认定及涉案交易的效力;行政部门的认定是否作为涉案交易性质认定的前置程序。第二部分则是对上述争议焦点进行剖析,并从中找出当前我国现货交易场所存在的法律问题。根据三个案例实际,关于涉案平台的交易性质如何认定,探讨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混淆的主要表现,即交易对象涉嫌期货合约、交易目的涉嫌非交付商品、交易方式涉嫌集中交易。进一步结合现货交易场所非法期货交易认定规则的发展变化、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界定标准制定面临的难题,提出新的界定标准审视,即整体判断论。区分现货与期货交易,应根据涉案交易整体情况综合判定,而不宜倚重于依据二者某些交易规则的相似性进行显性判断。关于行政部门的认定是否作为涉案交易性质认定的前置程序,通过分析现货交易场所存在的非法期货监管主体模糊不清、司法裁判中行政认定作为非法期货的裁判结果依据或认定前置程序的法律风险、以及其具有不正当性;最后在第三个部分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非法期货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和加强统一的监管主体、完善试点现货交易场所的交易规则多个方面对打击现货交易场所的非法期货交易和促进其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