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虽然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在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占得一席地位,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程度还不能够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在经济效益和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我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要以效率优先,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基于此,研究制造业升级的内在原因和机制十分有必要,早期研究所侧重的视角和方法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升级问题,所以本文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提高角度来研究制造业升级。同时,本文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为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为补充,分析交易效率与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产业高度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得出分工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并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层面上,本文从分工、交易效率视角出发,研究分工、交易效率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分工理论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发展,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受市场的限制。马克思在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区别了手工业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解释了分工与交换之间的关系。杨格指出了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不足,他发展了迂回生产理论,并指出市场也受分工的影响,分工和市场之间能够互相影响;杨小凯提出交易效率的概念,认为交易效率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它们之间呈负相关,交易费用越低,交易效率越高,反之则反,交易费用越高,交易效率越低,交易效率与分工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次,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认为分工会导致非生产性部门出现,西方经济学中的迂回生产理论、价值链理论也提及分工会导致导致新部门出现。分工可以促进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呈正向相关关系,内生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可以使制造业朝着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根据本文研究的制造业升级内涵,测算出了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又在其他学者研究交易效率的基础上测算出了交易效率指数。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建立变截距面板数理模型,验证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深化可以对制造业升级起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得出我国制造业区域之间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交易效率高的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状况明显超越其他地区。因此,我国制造业发展状况不理想区域可以通过提高区域交易效率、分工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