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中心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顺利转移。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出“发展——调整——再发展”的基本态势。其中，20世纪80年代多次出现发展过热引发的经济波动，一定时期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发展停滞或降速，随之而来的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质疑，甚至陷入“左”和右的无谓争论，不仅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
　　为了确保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说明，进而廓清人们思想上的障碍，凝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识；二是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今后的经济建设，增强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智慧和哲学思维，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赶超”理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经验，适时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台阶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直至1997年邓小平逝世，“台阶论”的诞生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和成熟完善三大发展阶段，形成了旨在指导实现中国经济稳步上台阶的相对系统、完整、科学的思想理论。“台阶论”着眼于解决并深刻回答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性、方针与策略、动力与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台阶论”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关于经济稳步上台阶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策略包含的“抓住时机，适时调整”、“艰苦奋斗，争取外援”、“先富带后富，实现‘三步走’”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台阶论”的核心内容。
　　从其理论特点来看，“台阶论”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鲜明的科学性、高远的前瞻性和强烈的时代性。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台阶论”，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质明确了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特别是90年代的经济新一轮加速发展，不仅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好经济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在新时代，深刻理解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台阶论”，对于深刻认识经济稳步上台阶于党执政兴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发展的质量、效益的关系，找准实现高质量、高效益、高速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推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