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哲学发展史中有两大特色，一是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两者在时间上几乎同时，偶然的历史因素并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来看，这两大特色的形成是由于玄佛交融的结果。本文在前人文献记载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玄佛融汇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希望有新的突破与进展。首先，从二者交融的历史背景看，儒学构建的精神信仰和政治实践由于经学危机与名教之失使其遭破坏，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而这个时期追求大道至简的道家思想，很受人们的欢迎，推动了玄学的产生。同时对于社会稳定的恢复和新政权建立提供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也是玄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历史背景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由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佛教也不离外，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开始传入时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恰恰说明中国原本完整的文化已经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机会，自身已经发展到最高峰，需要新的生命之源来为其增加新的动力，佛教恰如其时。其次，从玄佛融汇的过程来看，玄学思辨性很强，无论从谈论内容还是从思维形式都已经达到了当时人们思维的最高水平。这种水平的达到跟继承了先秦两汉的优秀文化成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在王弼、郭象等思想家的艰苦创造，加上客观环境为其提供的发展空间。有一点是不能忽视与回避的，那就是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从佛教的传入、发展来看，在魏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脚步突然加速，一是因为佛教的内容多元化，具有适应社会条件的能力，二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谈玄论道提供了机缘。玄学的“本末”“有无”与般若学的“真俗“”空有“在理论与思维上很相似。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玄学是“有无”、“真俗”皆为其为所用同时又追求玄而超脱的思想境界的；般若学是把“空有”、“真俗”相结合又追求涅架解脱的境界。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天然的联系。高深的佛经理论，如果想为当地的人们所接受，它必须符合当地人们的认知习惯，要不然人们是很难授受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载体，当时佛教的般若学一般采用“格义”的方法，表现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依附开始由表层的文字形态到深层的思想内涵的融汇，是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演变过程。再次，从二者交融的结果来看，作为佛玄交融的最高水平的肇论，其直接影响就是推动中国固有哲学转向了抽象思辨，为中国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林立作了充实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