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乾、嘉以后的学术思想,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内在机制和社会现实的变化,出现了汉学式微、汉宋兼采、西学东渐的趋势。于是乎一股“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勃然而兴。其在于因应时局的变化而作重建民族文化之努力,以实现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目的。无疑,以“常州学派”为端绪的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复兴和张扬,为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关怀,提供了理论思维和躬行实践的思想指导。作为晚清享有盛名的湘籍学人王闿运,其经学,尤其是春秋学思想是晚清学术思想变迁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王氏遍注群经,成经书十九部(至今所发现的)。他治经主《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一生致力于经书笺释和经学教学,经学和政治是他的生命关怀。基于此,我们不应忘记王闿运作为一个经学家的角色。本文重点探讨王闿运春秋学思想。文章在对王氏经学著述稍作考释的前提下,以晚清学术流变和王氏生平为切入点,首先探讨了他对《春秋》及其“三传”的基本态度。然后,文章以王氏三部春秋学著作(《榖梁申义》、《春秋公羊传笺》、《春秋例表》)为中心,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其解经特色和思想倾向。最后,文章对王氏疏释《春秋》经、传的义理重心和主要春秋学思想进行了归纳、探讨及反思。在论述中,文章以王氏春秋学之解经特色和思想意向为主线,采取纵横贯穿的比较手法,力求寻绎其春秋学之内在逻辑脉络,从而揭示其学术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王闿运是一位积极用世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始终相信古代经典可以淑世,即《五经》以致治,《春秋》以拨乱,提倡“通经致用”的为学理念。他身处晚清时代,敏感地觉察到了社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圣人经典所追求的理想相违背,当务之急在于拨乱反正。所以,他非常看重《春秋》的“致用”功能,认为《春秋》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他还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能切合《春秋》之微言大义,《榖梁传》依经树义,有益于对《春秋》的理解,而《左传》为记事之书。《榖梁申义》是王闿运的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其表现的宗《公羊传》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反映了他早期的春秋学特色。尤其是他在书中提出的《公》、《榖》“不妨为异”、“无害于说经”的命题,与其说是王氏对《榖梁传》诠释经文的维护,不如说是为他自己以后解说经文寻找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在他后来的两部春秋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显示。他扩大了对经文的阐释范围,提出了一些与何休《解诂》的不同意见,往往质疑《公羊传》传文,甚至时常下以己意。这明显表现出王氏解经“舍传求经”、回归原典之倾向。这种情形到他晚年对《春秋例表》的不断修改而得以基本证实。这对后来廖平和康有为之经学以及其后之疑古思潮皆有影响。其原因除了王闿运绝对崇信《春秋》以及其学术经历和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学术风格以外,还与时局对他的刺激极有关联。另外,他对公羊学以“义例”解说经文孜孜以求,尤其注重以“时月日例”来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职是之故,王氏不甚措意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和汉宋之争,亦不注重历代春秋学之注疏,遑论其引经据典、名物训诂。尽管如此,本文认为,王闿运是晚清经学环节中一位介于经生派与政论派而偏重于经生派一类的学人。如是的结论可以从最新发现他的另外两部经学著作得到佐证。本文通过对王闿运春秋学解经特色的分析,认为王氏解说《春秋》之义理重心是王鲁说、三世说、夷夏之辨说。与此紧密相关的“通经致用”的为学理念、循序渐进的社会进化思想及天下太平的未来理想构成了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的逻辑脉络和整体框架。在王氏看来,“通经”在于“致用”,“致用”以“自治”为先;“自治”对内而言是以己正人,对外而言是化导外夷,二者统之于“礼”。进而他认为实现“自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进过程。故他主张“为政以渐”、“夷狄渐进”。惟其如此,才会中外相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可见,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的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通经致用”观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循序渐进的社会进化观是“致用”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天下太平是“致用”的归宿点。显然,这种一味聚焦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思想反映了晚清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动的思考和回应之努力。然而,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抉择中,王闿运的春秋学思想亦陷入了不可回避的文化困境之中,与晚清许多学人对时局的思考一样,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