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很多学者引入语法化理论或演化语言学理论来进行汉语方言语法词研究，将历史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词（或虚词）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语法词是汉语中最稳固的部分，它既能勾连起古今语法变化和当今不同汉语方言之间的联系，也能为探索语法化的跨语言演变类型提供佐证，因此基于历史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语法词的来源问题进行跨方言、跨语言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考察现代汉语方言中具有代表性的语法词，理清其发展脉络，以期为语言演变的共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以现代汉语方言特殊语法词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两方面对七个语法词进行了溯源考流式的研究，它们分别是处所介词“的”、“走”，被动标记“得”、“尽”、“把得”，比较介词“赶”和语气词“他”。
全文共分为七章：
绪论讨论了语法词的界定和本文所考察的语法词的范围，分析了对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词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的重要性，总结了以往对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词进行研究的成果，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结构安排以及所使用的语料。
第一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V+的+NL”句型中的处所介词“的”来源于抵达义动词“得”，认为两者在语法、语音上的一致性说明汉语方言处所介词“的”可能是近代汉语处所介词“得”的遗留。处所介词“得”至迟于晚唐五代产生，于明代发展成熟，并沿用至清末，其语法化的路径为：“抵达”义动词＞趋向补语＞处所介词。
第二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方向、源点和经由介词“走”来源于“奔跑”义动词“走”。方向介词“走”是由出现于魏晋时期的“走+Nd+V2”结构中的“走”重新分析而来，它至晚产生于南宋；随着V2次类的变换，“走”在同样的结构中也重新分析为源点介词。经由介词“走”是由“走”的“经由、取道”引申义发展而来，其发生重新分析的结构为“走+NL+过”，它至迟于明末产生。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所介词“走”保留了近代汉语处所介词“走”的大部分语法功能。
第三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得”的来源，认为它遵循了世界语言的由“获得”义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法化模式，即GET（‘to get’，‘to receive’，‘to obtain’）＞PASSIVE。“获得”义和“遭受”义共同构成了“得”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其发生语法化的结构为“受事主语+得+NP+VP”，语法化机制为重新分析。“得”字被动式产生的时间不晚于晚唐五代时期，并保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
第四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尽”字式来源于“容让”义动词“尽”。动词“尽”首先在“先+尽+NP+VP”结构中由“最大限度地容许/准许”义发展出“容让”义，接着在“尽+NP+VP”结构中由“容让”义虚化为“任凭”义。被动标记“尽”至迟出现于民国时期，其语法化路径为：“容让”义动词＞“非自愿容让”义动词＞被动标记。被动标记“尽”保留在南方汉语方言中。
第五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把得”来源于表示给予义的“把得”。表示给予义的“给予义动词+与格介词”形式萌芽于汉魏时期的“持与”，到宋代以后被“把与”替代。宋元时期“把+与+Oi”结构中的“把”可以理解为省略宾语的处置介词，所以“把”由持拿义引申为给予义是在元代双宾语结构“把+Oi+Od”中完成的，而不是和“与”连用发生“词义感染”的结果。给予义“把与”在“把+与+Oi+VP”式中发展出使役义，并进一步在明代由使役义动词重新分析为被动介词。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把乞”、“把到/在”、“拿给”、“给得”、“送得/把/乞”等都是近代汉语被动标记“把与”的不同表现形式。
第六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比较介词“赶”来源于追赶义动词“赶”。追赶义动词“赶”最早出现于晚唐五代时期，“赶”表量级的用法与其意向图式有关。虽然动词“赶”在元代已引申出超过义，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北方官话中才语法化为差比标记，其演变路径为：追赶＞超过＞比较标记。由动词“赶”带趋向补语“（不）上”构成的动补结构“赶上”和“赶不上”也都语法化为比较标记，两者形式对立而意义并不对称：肯定式“赶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语法化为平比标记和差比标记，而否定式“赶不上”在清代已发展为不及级标记。现代汉语方言保留了近代汉语不及级标记“赶不上”，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平比标记“赶上”和差比标记“赶”是在北方方言中产生的。
第七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句末语气词“他”来源于回指代词“他”。处置式句末语气词“他”主要表达祈使、命令语气或主观意愿语气。上古、中古汉语回指代词“之”与近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经历了词汇兴替的过程，它们的产生不仅与处置式保留上古VO语序特征和避免动词音节单音化有关，还具有更为深层的语义和语用上的原因。代词“他”在“把+O+V+他+数量名词”结构和“把+O+V+他+非数量补语”、“把+O+V+非数量补语+他”结构中的语法功能不同，它在后两个结构中随着句法位置的逐步后移而虚化为语气词。祈使语气词“他”的语法化路径为：回指代词＞强调标记＞语气词，这一语法化过程在明代完成。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句末的第三人称代词有些并未虚化，有些则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祈使或主观意愿语气词用法。
本文以现代汉语方言特殊语法词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两方面对七个语法词进行了溯源考流式的研究，它们分别是处所介词“的”、“走”，被动标记“得”、“尽”、“把得”，比较介词“赶”和语气词“他”。
全文共分为七章：
绪论讨论了语法词的界定和本文所考察的语法词的范围，分析了对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词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的重要性，总结了以往对现代汉语方言语法词进行研究的成果，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结构安排以及所使用的语料。
第一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V+的+NL”句型中的处所介词“的”来源于抵达义动词“得”，认为两者在语法、语音上的一致性说明汉语方言处所介词“的”可能是近代汉语处所介词“得”的遗留。处所介词“得”至迟于晚唐五代产生，于明代发展成熟，并沿用至清末，其语法化的路径为：“抵达”义动词＞趋向补语＞处所介词。
第二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方向、源点和经由介词“走”来源于“奔跑”义动词“走”。方向介词“走”是由出现于魏晋时期的“走+Nd+V2”结构中的“走”重新分析而来，它至晚产生于南宋；随着V2次类的变换，“走”在同样的结构中也重新分析为源点介词。经由介词“走”是由“走”的“经由、取道”引申义发展而来，其发生重新分析的结构为“走+NL+过”，它至迟于明末产生。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所介词“走”保留了近代汉语处所介词“走”的大部分语法功能。
第三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得”的来源，认为它遵循了世界语言的由“获得”义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法化模式，即GET（‘to get’，‘to receive’，‘to obtain’）＞PASSIVE。“获得”义和“遭受”义共同构成了“得”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其发生语法化的结构为“受事主语+得+NP+VP”，语法化机制为重新分析。“得”字被动式产生的时间不晚于晚唐五代时期，并保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
第四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尽”字式来源于“容让”义动词“尽”。动词“尽”首先在“先+尽+NP+VP”结构中由“最大限度地容许/准许”义发展出“容让”义，接着在“尽+NP+VP”结构中由“容让”义虚化为“任凭”义。被动标记“尽”至迟出现于民国时期，其语法化路径为：“容让”义动词＞“非自愿容让”义动词＞被动标记。被动标记“尽”保留在南方汉语方言中。
第五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把得”来源于表示给予义的“把得”。表示给予义的“给予义动词+与格介词”形式萌芽于汉魏时期的“持与”，到宋代以后被“把与”替代。宋元时期“把+与+Oi”结构中的“把”可以理解为省略宾语的处置介词，所以“把”由持拿义引申为给予义是在元代双宾语结构“把+Oi+Od”中完成的，而不是和“与”连用发生“词义感染”的结果。给予义“把与”在“把+与+Oi+VP”式中发展出使役义，并进一步在明代由使役义动词重新分析为被动介词。现代汉语方言被动标记“把乞”、“把到/在”、“拿给”、“给得”、“送得/把/乞”等都是近代汉语被动标记“把与”的不同表现形式。
第六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比较介词“赶”来源于追赶义动词“赶”。追赶义动词“赶”最早出现于晚唐五代时期，“赶”表量级的用法与其意向图式有关。虽然动词“赶”在元代已引申出超过义，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北方官话中才语法化为差比标记，其演变路径为：追赶＞超过＞比较标记。由动词“赶”带趋向补语“（不）上”构成的动补结构“赶上”和“赶不上”也都语法化为比较标记，两者形式对立而意义并不对称：肯定式“赶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语法化为平比标记和差比标记，而否定式“赶不上”在清代已发展为不及级标记。现代汉语方言保留了近代汉语不及级标记“赶不上”，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平比标记“赶上”和差比标记“赶”是在北方方言中产生的。
第七章论证了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句末语气词“他”来源于回指代词“他”。处置式句末语气词“他”主要表达祈使、命令语气或主观意愿语气。上古、中古汉语回指代词“之”与近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经历了词汇兴替的过程，它们的产生不仅与处置式保留上古VO语序特征和避免动词音节单音化有关，还具有更为深层的语义和语用上的原因。代词“他”在“把+O+V+他+数量名词”结构和“把+O+V+他+非数量补语”、“把+O+V+非数量补语+他”结构中的语法功能不同，它在后两个结构中随着句法位置的逐步后移而虚化为语气词。祈使语气词“他”的语法化路径为：回指代词＞强调标记＞语气词，这一语法化过程在明代完成。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句末的第三人称代词有些并未虚化，有些则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祈使或主观意愿语气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