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债权作为财产的属性越来越突出,完善债权的让与可能性成为各国的立法焦点。债权自由让与导致了债务人与债权人、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禁止特约作为平衡的工具出现,但又导致了新的不平衡,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先后修法以适应时代发展。在鼓励债权流通方面,美国最先作出表率,并深刻影响了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定。我国禁止特约实践中各地法院莫衷一是,解释论上以善恶意区分说为主,在立法论层面,原以善恶意区分说为主,近来做类型化区分的居多,《民法典》亦采类型化区分的方法。善恶意区分说不应成为《合同法》第79条第2项的解释论依据,在立法论上不建议采类型化的方法,建议违反禁止特约的债权让与完全有效,当受让人恶意或有重大过失时,债务人可以有限制地提出抗辩,并得以向让与人清偿或以其他方法消灭债务,债务人选择向受让人清偿的可以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