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强大的存在,仅以现代派的纯艺术手法便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发生的历史背景特殊且复杂,在诗学资源的获取上体现出中西交汇、“互文”的特征,其中最核心和最本质的是象征诗学。朦胧诗的象征诗学研究既勾连过去,又直逼未来,为新诗的不断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朦胧诗接受了传统象征诗学中儒道文化精神的浸染、庄子寓言的象征意蕴以及唐诗的隐喻遗风,实现了对古典文化的贯通。象征中的象征主义出现的晚近一些,起源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一出现便引起全球的关注与效仿,在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诗在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五十年代被迫暂停,造成三十年的文化断裂。新时期的朦胧诗再一次喷发巨大能量,在不同时空里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相呼应,在象征抒写上与戴望舒的意象化抒情、何其芳的通感式语言、艾青的形象性思维真正对接,凸显出朦胧诗隐含的象征情结与其审美意识的苏醒,推进象征主义内核中“纯诗”理论与“意象”的建设。朦胧诗对西方象征主义进行融汇和转化,对波德莱尔“契合”理论、非个人化等象征主义经典的接受,对后期象征主义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洛尔迦的纯粹唯美的借鉴,促成了批判、怀疑精神的张扬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形成朦胧诗的象征意蕴。食指形成“窗含西岭千秋雪”诗歌写作风格,抒情色彩浓郁,结构方式工整,语言精练而有意味,拥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白洋淀诗群“三剑客”中芒克将小情思大升华,在反抗与皈依、抗争与绝望中守护自由的生命意志;根子用冷漠傲视世人的姿态呼唤出庄严的内心;多多则发起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叛逆于日常道德,用理性剖析时代以救赎人性,口语的节奏造出语义的奇特。朦胧诗的“今天派”更是在创作中讲求精炼、暗示与含蓄,把隐喻当成一种现实需要。北岛的诗歌想象奇特,情感丰盈庄严,富含象征意味,并且要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建立一个充满人道与正义的诗性世界,以反抗的姿态迎接与建立更加美好的未来蓝图。顾城用孩子的趣语,孩童的稚气,建造着纯真梦幻的诗歌世界,其中一些意味深长的禅机理趣,直击人们心灵深处,希望通过美的寻找与表现来对付黑暗的现实、泯灭的自我、虚无的人性,张扬传统的文明与自然,用幻想来疗救痛苦的人类与自身心灵的巨创。舒婷用个性化感觉的意象形成诗歌内部审美的张力,其中一些对女性的思考,体现着舒婷的人本主义智慧,以她独特的言说方式展开她的力量,将世界与生活的秘密溶解在那些情绪体验上。总之,他们都是智力的空间的锻造者,用诗歌搭建自己的世界,不断化解那个时代裹挟的苦闷,对经验的历史和超验的精神领域有着深刻的体悟与生命的理解。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三代诗在技法上抛弃了象征,使朦胧诗建构的象征世界在此时期轰然倒塌,象征开始没落,遗留下的是一个象征的废墟或象征的荒原。尤其在诗歌修辞话语的转换和象征体系的解构方面,各种支离破碎与不确定性、非原则性、非人性的结局也将“象征”推向了另外向度的文化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