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919年由诗人田汉首次引入中国后对中国诗人产生巨大影响,朦胧诗人顾城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朦耽诗派”的代表人物,顾城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象和充满梦幻、童话色彩的诗歌获得了“童话诗人”的称号。然而,他诗歌的美学意义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轻巧梦幻,在他如梦般的抒情中,隐藏着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自我、死亡及生命的深沉思索。在诗的世界,诗人一会儿是昆虫、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鬼、一会儿是神,他将艺术神奇融入生命本体,用变化的“自我”传达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展现了其超越同时代朦胧诗人的创作特点和哲学意蕴。惠特曼生性自由,热爱大自然,其经典之作《草叶集》从始至终反复歌颂的“自我”是其重要主题。惠特曼笔下的“自我”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不同,它是充满力量的“自我”,泛神论的“自我”,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不朽的。正是这个“自我”,深深地烙在顾城的精神内核里,并在其作品中得到体现。顾城将自己作品中不断变化的“自我”定义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和“无我”。他诗歌中的语言特征经历了几次显著的变化,而这一系列的变化跟惠特曼创作及哲学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惠特曼及顾城诗歌研究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但是将顾城与惠特曼放在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空缺。本论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入手分析惠特曼和顾城的内在联系,即两人审美意象、创作技巧及诗歌思想上的共性;按照“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和“无我”四个阶段探究顾城对惠特曼的借鉴以及顾城在创作后期对惠特曼诗歌哲学思想的超越。通过以上论证,本文得出结论:由于天赋个性及人生经历的契合,顾城对惠特曼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结合自身特点,顾城对惠特曼诗歌及哲学思想的借鉴是有选择性的,因此顾城对惠特曼影响的接受在他的四个自我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分别是“自然的我”阶段相似的自然审美意象及隐喻特征;“文化的我”阶段的诗歌公共性特征;“反文化的我”阶段的超验思想及“无我”阶段结合东方哲学对惠特曼自然哲学思想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