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唯有中日两国“啃老族”在本国家庭中存在的比例，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啃老”现象成为中日两国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与“啃老族”相关概念的界定，确立以中国的“啃老族”与日本的“パラサィト·シンゲル”(单身寄生虫)两个词语作为比较分析的相对应的基本概念。“啃老族”与“パラサィト·シンゲル”不仅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上极其相似，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两个概念不仅着眼于这一群体生存状态的研究，还侧重亲子关系的探求，拓展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啃老族”在中国，是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特殊产物，存在形态非常复杂，表现出自身多元性的社会特点。中国年轻的“啃老族”们所“啃噬”的父母本身大多数经济并不富裕，这也就使得他们的生活处在尴尬的夹缝中。“啃老”所带来的最直接的负效应，就是给父母和家庭造成的沉重经济与精神负担。而“啃老”行为所引发的不良个体社会认同，又使这一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性”因素之一。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最大隐患。“啃老”群体的出现，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失业、养老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该群体自身的健康发展，整个社会都将为此承担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持续稳定运行与和谐发展。　　 “啃老族”在日本，是各年龄层中“生活满意度”最高的一个阶层。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民整体经济指标滑落的时期，唯独“啃老族”的生活保持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水准。这主要源于他们父母优厚的经济能力的支撑。正是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后的持续低迷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啃老族”的出现与不断壮大。“啃老族”长期寄居父母家中，抑制了住房、家用电器等基础消费，直接拖累了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啃老族”与日本的“晚婚、不婚、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共同构成日本的社会难题。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表象上一个表现为相对“贫穷”、另一个表现为相对“富裕”的两国“啃老”族群其实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对父母的经济、家务劳动等方面的依赖形态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而这一族群之所以在中日两国形成规模庞大的存在，从文化角度分析，均源自亚洲文化特有的依存主义和两国所固有的家庭伦理观；从经济角度分析，均源自城市生活成本的急剧攀升。　　 然而，中日两国“啃老族”虽然在“存在比例”、“依存形态”、“啃老方式”、“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使得其“啃老”行为具有各自鲜明的本国特色。本文在探索两国“啃老族”共同点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两国“啃老族”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两国“啃老族”最为典型的差异是，其主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日本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而中国为中下阶层偏大的“洋葱型”社会结构。这也正是中国“啃老族”表现为主体相对贫穷，日本“啃老族”表现为主体相对富足的原因。其次，促成两国“啃老族”形成的社会背景也完全不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完成，与其后长期的经济低迷形成巨大反差，为“啃老族”的诞生设置了广阔的社会及经济背景；而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将这一族群逐渐推向了尴尬的边缘境地。再次，从其构成的性别比例来看，日本“啃老族”中女性远远高于男性，受到父母的关照也更多；而中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并无显著性别差异。此外，中日“啃老族”中的单身者在对待结婚育儿的态度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啃老族”对于婚姻坚持“理想主义”，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宁可长期蜗居于父母家中，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少子高龄化”；而中国的“啃老族”更多根据自身及家庭条件在择偶过程中向现实妥协，甚至在婚后将第三代的抚育责任也同时转嫁给父母，出现两代同时“啃老”的现象。　　 中日“啃老族”虽然具有迥异的个性特征，但是“心理意识转变”与“社会保障体制”两个问题是急需两国所共同反思的。两国年轻人过度依赖的心理与东方父母们对子女过度保护的意识如果不能同时转变，“啃老”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此外，两国针对年轻人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欠缺，也使得“啃老”作为一种家庭经济保障方式，在短期内把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以一种生活方式的过渡形式转嫁于家庭内部来承担。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长期得不到政策方面的扶助，必将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因此，即便具体国情不同，两国“啃老”问题解决的关键均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