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赞助是一般赞助行为在体育领域的延伸,通过对体育组织和体育赛事进行赞助,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商业回报或形象传播,而体育赞助也成为体育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对于体育赞助这种屡屡发生并且不断发展的新型商业行为,时至今日,我国民商事立法尚未涉及,体育赞助的开发和应用还处于一种粗放无序、无法可依的状况,仅有一些部门规章规定了可以赞助和不可以赞助的事务。对于体育赞助合同,在学理上也缺乏深入探讨和统一认识。而近年来,我国在体育赞助合同实务中出现了不少纠纷,如耐克公司与郑智合同纠纷、前锐公司与徐诗霖合同纠纷案等,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加以调整和规制。基于此,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体育赞助合同的相关法律适用,即借助司法裁判文书来探究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定性,并对体育赞助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和一般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围绕该问题,除前言和结语之外,本文共有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对体育赞助合同的相关概念进行系统的概述。通过辨析与赞助、体育赞助、体育赞助合同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明确了体育赞助的具体形式、体育赞助合同的具体概念。认定体育赞助合同是指赞助方采取物化赞助的方式,向受赞助人提供一定形式的赞助,并约定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的协议。第二章主要对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定性进行考察。从体育赞助合同性质的不同理论观点入手,分析了买卖合同说、广告合同说和赠与合同说的主张和缺陷。以体育赞助合同纠纷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司法实践过程中体育赞助合同法律定性的具体情况,法院对于法律定性问题的裁判并不统一。同时,对体育赞助合同的特征、性质、属性进行分析,指出将体育赞助合同定性为独立的有名合同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求。第三章主要对体育赞助合同特殊条款进行理解与适用。关于道德条款,在分析其功能与必要性基础上,指出其存在行为范围模糊、溯及力缺失的缺陷,有必要在道德条款中设置兼具平衡性和明确性的追回条款。关于排他性权利条款,应当具备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积极内容指在允许范围内可以充分享有和行使的权利,消极内容指可以要求非赞助商不作为的权利。关于伏击营销保护条款,需要通过从赛场环境控制、运动员控制、转播控制、观众控制等方面进行设置。第四章主要对体育赞助合同一般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思考。除特殊条款之外,体育赞助合同还涉及到附随义务、诉讼时效的一般法律问题。针对体育赞助合同中存在大量附随义务,应当肯定违反附随义务造成信赖关系丧失时的合同解除权。针对诉讼时效的起算认定,赞助合同每次给付的诉讼时效应当单独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