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叙事”以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互涉所产生的叙事文本为讨论对象,它主要是由两个维度的文本实践而构成:一是人类学家以小说、诗歌或随笔等常规的文学体例为途径,将田野调查所得的感性经验形之于“文学化”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另一则是通过田野作业、民族志体例以及其它经典的人类学方法作为小说实验的场域,以此实现文学创作上的革新与突破,即“人类学化”的文学文本。本文针对文学与人类学在这一表述问题上的重叠,接纳人类学界的诸种“诗学”理论与文艺研究中的诗学理论构成双重视角,着重以“叙事”的哲学意味作为这类民族志叙事文本的切入点,为重新审视“真实”、“文学性”与“文化”等命题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理论语境。绪论部分是对“民族志叙事”与“文学人类学”的关系进行梳理和评述。文学人类学研究作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成果,是“民族志叙事”之所以提出的重要依据和学理背景,诸如“文学人类学”的命名、使用及意义,文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民族志叙事”命题形成的缘由,以及本论题的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等都将在此一章节予以说明。第二章旨在明确“民族志叙事”的含义。首先对“民族”、“志”和“叙事”等基本概念作出分析,并反思文学类型的划分,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分野,将用诗歌表达田野经验的“人类学诗学”、注重口头表演的“民族志诗学”与以现代小说样式来进行文学写作的“人类学小说”、“民族志小说”等都统归于“民族志叙事”的范畴之中,从而达到对民族志及其类属文本的达到综观的效果,提供一个跨学科对话的讨论场域。紧接着,在具有本体论意味的“人类叙事”层面来看待“民族志”文本,将“民族志叙事”与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符号行为统合在一起。由此,“民族志叙事”将不是只属于某一学科的话语,而是可以兼指人类学的民族志和具有“民族志”风格的文学文本这两种叙事文本。第三章主要探讨“民族志叙事”的特征,试图揭示这类文本的共性,以此发现文学与人类学的这一互动实质之所在。对于“民族志叙事”特征的把握主要采取跨学科比较的方法,将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引入“民族志叙事”的构架之中,对民族志叙事文本进行分析、归纳和综合,发见“民族志叙事”与“语言”、“原始”、“真实”、“自我”和“对话”等观念所存在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关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视语言,着重呈现方言读音、地方语汇与地方社群生活的独特性,从而描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文化系统;(2)“原始”倾向,民族志叙事的目光投视于非文明或前现代的群落,从而生发出一种质疑、反思甚至批判现代社会文化合法性的立场;(3)通过文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文本之对比,重新审视“真实”的蕴涵及其在相关知识谱系中的位置,“真”是在相应情境下生成的,可以接通永恒的普遍性,但并非是唯一的、排他的;(4)以“情感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为代表的后现代民族志写作蔓延到了个人化的“自我”叙事,着重表现生命个体的情感变化,给其他生命体提供了反观自身的材料,所以,民族志叙事呈现出向“自我”的转变;(5)民族志叙事的“对话”姿态,打破以往单一叙述者的“独语”状态,让多种声音出现在文本之中,呈现出多种话语共生的类似“无政府”的状态,召唤读者接受的能动建构。“阐释”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联结着阐释学、接受美学和阐释人类学等知识话语。第四章即用“意义”这一范畴连接起两种看似不同的行为:“叙事”和“阐释”,分别对应着“意义”在符号行为的“编码”和“解码”,使得“民族志叙事”与深厚的西方释义学传统相接续,进而思考它与人文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之关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志叙事”具有文艺理论研究的范式更新意义。由此,“民族志叙事”在人文主义传统的深广范围内思考问题,对于人的“文化”属性颇为看重,结语部分主要讨论“民族志叙事”与文学文化之承续、新变。